抗战时期的重庆，人口众多、敌机轰炸的双重叠加本身就增加了公共环境卫生整治的难度，而经费不敷、人员不济更是使其雪上加霜。经费与人员的紧张首先体现在公共卫生设施设备建设与配备的不足上。正如时人评论：“重庆是个老城，抗战以来，忽然添了很多人口，各个人都有他的需要和排泄，因为从前没有好的卫生设备，应该供给的却不能供给，应该排泄的也没有排泄，旧习惯应改善的一时也改不好，所以在重庆的人，都感觉卫生的设备不合乎要求。”^[67]据统计，至1944年，重庆市内为解决公共环境卫生所配备的粪便输运码头三处（分别位于朝天门、凤凰台和大溪沟）；粪车40辆，垃圾车40辆。面对时人主张需赶建下水道以促进公共卫生的建议，当局自己都说：“在下水道未解决前，这些工程，诚然是治标的建设，惟星火之急，须顾目前。一般人组织赶建下水道的建议，我们不是不采纳，而是限于经费，无法固执。”^[68]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少量公共卫生设施也十分有限。1943年1月，在重庆市各机关复查街巷清洁竞赛的报告中就指出：“公共厕所少而脏；垃圾箱甚少见”^[69]；1944年2月，吴国柄在《理想中的重庆市卫生》一文就市内公共厕所的卫生问题提到：“（现在的）公共厕所有两种，一种是旧式的，其腐败污浊，无容赘述；一种新式的，外表较好，但因建筑和管理的不得法，所以市民仍在四周便溺，形同虚设，失去厕所的功能。且市区内公共厕所太少，在街市找不着便溺的地方，只好到偏街小巷方便，既不卫生，更不文明。”^[70]文中就直接指出，由于公厕数量的稀少与公厕建筑管理的不当，市民随地便溺的情况难以改善。

经费的紧张同样也导致了卫生大扫除等清洁卫生运动的效果堪忧。重庆市政府曾在一份上呈军事委员会的呈文中说：“徒以被炸区域过于辽阔，人力物力胥感困难。故虽不时予以清除，而功效尚不甚著。本府嗣为切实清除起见，经于上年十月举行清洁运动，以本市警察、卫生、工务各局为主干，并发动防护团、国民兵团及市民劳动服务，计动员市民达十万余人，历时三周……惜以人力不济清理困难。”^[71]同时，每年的夏令卫生运动经费也存在难以筹措的问题。1928年起，夏令卫生运动的经费由市区娱乐场所票价附加的方式筹措^[72]；1943年5月，在夏令卫生运动即将拉开帷幕之际，当年的预算经费共计58000元还没有着落。为此，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拟请以娱乐场所戏票附加一元或有关机关担任夏令卫生运动经费的方案，但均被重庆市政府驳回。^[73](www.daowen.com)

此外，战时资源的紧张也是街道清洁卫生整治的瓶颈之一。1939年6月，卫生局致函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因街道清扫需要每星期六早上五点清洗大街并在每次空袭后，救火工作完毕后，再次清洗街道一次，请求自来水公司配合清洁夫清洗街道的工作，按时开管供给水量。但是，自来水公司回函予以了拒绝：“事关公共卫生，本应照办，惟据水厂报称，近自五三五四以后，每遇空袭一次，消防用水，往往耗去二日乃至三日水量，对于公司起水负荷，已感竭蹶。今后若再增加清洗街道大量用水，窃虑每日所出水量，供不应求，全市饮料、发生水荒，窃在此非常时期，尤宜随时稍有蓄水，以备空袭后消防。上项情形，均属目前严重问题，特函奉复。”^[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