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随着淞沪抗战败局已定、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做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3]其后国民政府的西迁入渝使得大量的军政机构、文教单位、工矿企业和人口随迁而来，既快速促进了重庆的城市化，也给重庆城市发展和公共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隐患。1927年，重庆市区人口仅有20万，全面抗战爆发时发展至47万，到1938年，全市人口超过52万。1941年，重庆人口为70余万。^[4]高密度的人口使得城市防疫与公共安全的问题凸显，1939年5月重庆市卫生局就曾指出：“本市人口稠密，又为战时首都，四方难民，麋聚于此，而市内环境卫生及种种措施设备，均甚简陋幼稚，故对霍乱侵入既便，流行更易。”^[5]钱歌川也记述到：“近乎一百万人挤在这个小小的半岛上……使这个地方无端成了一个绝好的肺病培养所了……霍乱也就大肆其虐，冤枉送了许多人命。”^[6]

随着战时市区人口的急剧增长，重庆市城区的生活垃圾、污水排放等成倍增加，城市公共环境卫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1938年11月，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重庆小街巷）湫隘曲折，阴湿污秽，臭气熏天……这些都是地道的重庆街道。这样的市民生活，真是和粪堆里的蛆无异。重庆市政，今后唯一急务，应该是改进公共卫生几字。”^[7]1939年6月，重庆市政府就因市内米亭子、临江门正街、吉星巷、千厮门、走马街等处的垃圾堆积、秽物渣草等问题训令警察局，要求其“速扫除”^[8]；7月，重庆市卫戍司令部也向重庆市政府反映太平巷附近居民任意倾倒粪水致臭气四溢，妨碍公共卫生^[9]。9月，重庆市卫生局在一份向市政府的呈复中提到，中山路144号经济部全国度量衡具制造厂之厨房与中三路聚兴村6号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厨房任意排污，导致中央党部斜对面棚屋附近，时有臭水渣滓溢流，妨害市区公共环境卫生。^[10]市区污水横流、垃圾遍布的现实状况不仅影响城市发展，更威胁城市公共安全。为了适应战时重庆城市的发展需要，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推行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的整治迫在眉睫。

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不仅关于物质层次的文明，更关乎制度层次、精神层次的文明。^[11]近代以降，西方人士对中国城市恶劣的环境卫生和人民淡薄的公共卫生意识嘲讽颇多，中国的仁人志士也多以此为耻，以至到1939年文璣在《抵制吐痰运动》一文还写道：“凡文明水准高的国家，绝没有随便吐痰的国民。然我们的好国家，却把这件事情视属惯习，毫不注意。因此当每个外来者踏进我们的国土，不好洁的、野蛮的名词自然就要加上来了。”^[12]南京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就曾大力在全国开展卫生运动，以改善中国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情状和建构市民良好的卫生习惯。^[13]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重庆从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成为亚洲反法西斯的中心。董显光指出：“重庆虽然处在华西的丛山里……可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世局的发展逐渐把我们的抗日战争转移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来了。”^[14]随着国民政府入驻重庆，不仅有沿海的社会精英西迁入渝，还有外国政要、记者等接踵而至。司马讦在1940年就注意到：“世界上的路也都通重庆……像麦加朝圣一样，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投身到这个舌形的半岛上来，类如，实业巨子、皇家名厨、电影商人、卡车大王、迎接熊猫的生物学者、找寻题材的美国作家……重庆成为国际都市，多少已经渐近事实了。”^[15]据重庆市警察局1938年5月调查统计，重庆市的外侨人数约为2720人^[16]。战时首都重庆开始不断接受更多外界的眼光与评判。而城市公共环境卫生作为战时首都形象最直观的“名片”之一，不断地通过外国人的记录和镜头等向全世界展示。(www.daowen.com)

重庆虽然一跃成为战时首都，但其落后的公共卫生状况使很多人都觉得其与现代城市、国际都市的实际还相差甚远，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的恶劣多为人诟病。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武汉沦陷后随着军队撤退到重庆时对新首都的印象灰暗，她写道：“街道肮脏不洁”^[17]，“半液体状的黑色污秽物沿着道路两旁的沟渠溢流，巨大的垃圾堆从悬崖上蔓延开来”^[18]。1941年4月，海明威到访重庆后评价到：“（重庆）人口拥挤，一片肮脏，令人失望。”^[19]重庆城市老旧的排水系统不能满足需求，且年久失修，时常淤塞，常常导致污水溢流街面，恶臭难闻。如两路口菜市场旁的阴沟，时常淤塞，发生臭气；市内小街僻巷也时有污水横流。^[20]有一次重庆“一连下了三天雨……有浸水到一丈多深的。一雨而成水灾”^[21]，凡此种种使得重庆街道不仅不整洁，还恶臭萦绕。西方人冯德烈就在《自由日报》的信箱栏目下发文批评重庆市区偏僻小巷黑暗污秽，希望政府注意改善。^[22]一位外国人甚至称：“重庆在我们手里很容易成为花园，在中国是一个大垃圾堆。”^[23]整治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是战时陪都政府构建战时首都、国际都市之城市形象的需要。

除了保障城市安全和建设城市形象的需求外，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对于清洁卫生的重视也是战时重庆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早在蒋介石1934年发动“新生活运动”时，就以清洁整齐为“复兴民族”、外御强敌的圭臬^[24]，而公共卫生问题也一直是新生活运动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新生活运动的最初阶段，新运会促进总会和各地分会制定的“厉行办法”主要针对的还是“规矩”和“清洁”两点。随着新生活运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厉行办法”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小到个人生活的细节，大到城市环境、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重庆，新生活运动直接关系到了地方秩序和都市形象的构建问题。^[25]蒋介石对重庆的公共卫生问题十分重视，多次发布相关的手令、训令等。如1942年1月的训令就写道：“查渝市为陪都所在地，国际观瞻所系，举凡道路之扫除、沟渠之疏通、粪便垃圾之处置……等项均应分别执行，切实整饬。应须随时随地讲求环境卫生，以期达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之目的，造就现代市容，俾观瞻。”^[26]蒋介石个人对卫生的重视和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尤其他将新生活运动视为训政阶段政府的职责，使用国家权力直接去推行^[27]，使战时首都重庆势必要推行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整治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