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0月，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著作，1902年发行第二版，书名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of Tomorrow），这一版的书名和正文一直被以后各版沿用至今。针对当时西方高速城市化背景下在大城市中出现的系列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霍华德在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其核心是关于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理论，他以“城市——乡村磁铁”理论为基础，把社会发展的一定目标视为城市规划的依据，主张将城市和乡村的各自特点吸取过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各自的缺点，建立新的兼备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霍华德建设“田园城市”，其意图在于“提高所有各阶层忠实劳动者的健康和舒适水平”，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就是“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健康、自然、经济因素组合在一起，并在这个市的土地上体现出来”。^[3]他的“田园城市”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把城市规划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把社区内经济活动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安排、物质环境的布置以及付诸实施的经济保证等统统纳入城市规划的内容”^[4]，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理想城市的一种思考，对当时和后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通过中国市政学者的积极引介而传入中国后，对民国时期市政学者的市政理念和城市体制、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就贵阳城市而言，虽然还没有挖掘出足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来说明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传播到贵州大地的详细情况，但从该理论于民国时期在中国的影响以及贵阳在市政规划、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中的系列举措可以看出，“田园城市”理论对抗战时期贵阳市政的影响是存在的。例如，王克章在《从战时三年建设计划说到贵阳市政建设》一文中提出，贵阳城市建设，应“向着清洁、整齐、朴实、安详四个基本原则，建设出一个风景优美、清整雅洁、田园化乡村化而又富于道德化现代化的贵州典型式的新都市”。^[5]此外，省政府主席吴鼎昌、贵阳市长何辑五、贵州省建设厅厅长叶纪元等在其提出的贵阳市城市规划设想中，主张在远离市中心区划分住宅、文化、工业区建卫星城的设想，以及市政建设须田园化、乡村化的理念和建筑设备合乎防空条件的要求，与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十分吻合。1941年9月，贵阳市结合国民政府颁布的《都市计划法》相关规定和贵阳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制作出台了贵阳市城市规划，形成了以城市区为中心，按工业、商业、政治、文化和住宅区等明显功能区域渐次向外放射，将郊区平旷之地建设成为卫星城体系的规划思路。该城市规划的颁布，对于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如果上述官员和学者的城市规划设想不足以说明贵阳市政理念对霍华德理论的借鉴情况的话，那么再看刘可宗的《论市区规划与自然发展》一文中，他在对霍华德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赞赏态度。文章指出，1898年，霍华德在其所著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里，理想到都市可以建造在乡村中，都市的设计要使工厂、住宅、广场等都能安排得便利而适当，认为这种人为的都市，不要使它过于庞大，等到都市发展到相当庞大过了某种限度时，就要在别的地方另建一座。但市与市之间，要留有充足的余地，使得每一个都市的周围，都有着空旷的乡村。读了霍华德的言论，“更足以见都市设计的重要性和伟大性”。^[6]除刘可宗外，我们再次分析同时期其他人物的有关城市市政的主张，其与“田园城市”理论的吻合或大致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说明抗战时期贵阳市政对沿海城市市政经验的吸取，以及贵阳市政对包括“田园城市”理论在内的西方城市理论的借鉴。例如，钟耀天在《贵阳市政建设之途径》中提出贵阳市政建设的注意事项：一是市政建设计划化。认为贵阳市政工作，应参照《都市计划法》，拟订好市政计划，该计划是“根据贵阳市一切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的情况而制定的一种建设方针”，其最大的作用是“使贵阳市得到最完美的发展，同时在施行的过程中避免无谓的浪费”。^[7]二是市政建设国防化。针对都市人口稠密不可避免现象，主张市政中“安全设施最为重要”^[8]，并发动市民安全运动。三是市政建设农村化。提出要注意“使城市与农村打成一片，使四周的小村镇犹如环绕贵阳的卫星，要繁荣贵阳，必须同时建设四郊”。^[9]四是市政建设社会化。认为贵阳市政建设的理想和方针，在消极方面，“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免蹈其覆辙（城市社会问题）”，在积极方面，“要谋市政建设社会化，借以实现民生主义”。^[10]此外，同时期的其他一批市政学者、政府官员，也针对贵阳市政的某些事项，提出了相关的见解。尽管他们的见解在某些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就总体而言，大都主张克服西方国家和我国沿海城市发展的弊病，主张结合贵阳城市实际，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沿海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避免大城市发展带来的诸多城市社会问题，建设田园化的美丽新都市，力求使城市和乡村得到协调发展。(www.daowen.com)

抗战时期贵阳市政在一定程度上引介并借鉴了包括“田园城市”理论在内的西方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相关理论，这既促进了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同时也是贵阳市政向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体现。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田园城市”理论在贵阳的实践情况并非如最初愿望，但诸如重视城市规划的理念、城市地域空间的拓展、城市住宅小区的建设、创办《贵阳市政》“宣达市政政令”并“征集市民对于市政的批评和建议”等举措的实施，无疑对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