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述，方东美以“世界美学”的眼光，通过中西美学的比较分析，深度开掘了中国古典美学之于现代的有益因子，在中国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中西比较为途径，建设中国美学知识体系过程中，中西美学的角色是显然不同的，如果说西方美学资源只是中国美学现代形态构建的契机，它只是为中国美学现代知识形态构建提供了一系列思想、观念、方法层面的借鉴，那么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则是中国美学现代形态构建的源头活水，只有有效继承和利用中国古典美学的相关资源，才能使中国美学真正成为“中国美学”，就此而言，对中西美学虽不应有价值层面的高低贵贱之分，却应有最为基本的中华文化的“本位”意识和文化自觉。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方东美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在方东美的美学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他对中国艺术文化的推崇，在他看来，中国艺术是人的生命和精神自由的表达，而美学则被他看作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学。这样，方氏就将一种生命活力贯注于中国传统美学之中。在他的理论探索中，中国艺术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正是中西美学在当今社会时代境遇中的交汇之点。

方东美认为，中国人对“美”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将其当成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然后向外对之进行探求，而是从一开始就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圆融贯通的生命体。就此，方氏还曾对汉字“美”做过字源学层面上的考察，发现这个字实际上源自中国古代的生殖崇拜，与孕妇和羊有关，例如《诗经·大雅·生民》写姜嫄生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甾无害，以赫厥灵。”^[53]说的就是姜嫄生后稷之时，虽然是头胎，但却能像母羊产子那样安全顺畅。基于此，方东美认为，“美”字在早期的含义就是在孕妇头上画了一对羊角，用以表达对孕妇顺利生产的祈愿，这种对“生”的崇拜及其在中国哲学、美学领域的延续，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有了截然不同的运动轨迹，如果说西方人很快便转入了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其美学围绕“美是什么”的难题展开一系列的知识化、学科化的理论体系构建，那么中国人，中国人的哲学、美学，仍然将生命以及生命之安顿问题，摆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从而造就了具有生命底蕴、中国气派的古典美学。

方东美对中国美学生命精神的开掘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开掘显然符合中国文化的原初特质与本性，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文化将人的永生的希望寄托于天国，印度佛教将人永生的希望寄托于来世。那么中国文化则开辟出在现实中重生、乐生的精神世界，中国哲学、美学莫不如此，例如儒家典籍《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谓易。”^[54]《周易·系辞下》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55]这些都说明，《周易》对天地宇宙变化的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是始终以“生”为核心展开的，易的实质便在于“生生”，即生生不已，化育万物。《老子》第六章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56]在这里，老子以“牝”来形象地比附道的根源性，而“牝”恰恰就是与原始生殖崇拜有关的生命意象。在道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庄子那里，个体生命之价值得到了最大的突出与发扬，尤其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通过一系列生动形象的寓言，将人的个性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完成了生命自由理想的表达。(www.daowen.com)

事实上，中国文化重生的特质，还充分体现在中国哲学“气论”的历史阐述中，在中国文化中，气是宇宙自然万物之本源。“大化流行，生生不已”“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57]与此同时，气赋予宇宙自然以生命，赋予人以生命，气化生万物，气在阴阳交合中饱含着生命运动的韵律。所以“气”与“生”是紧密联系的，“气”是一种“生气”。例如老子认为阴阳之气相互交融，其理想的存在状态便是“和”，阴阳调和才能化育天地万物。庄子则把整个天下视为一“气”，生命也是“气”的聚散转化，在《知北游》一篇中言道：“人之生，气之聚也。”^[58]早期气论到了汉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生命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体认，王充在《论衡》中便说“天气合气，万物自生”，“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而到了魏晋时期，“气”作为与生命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甚至成为当时人物品鉴中评判人物气度风貌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演化出一系列富有生命意味的美学范畴。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的气的哲学的实质，就是把人与宇宙自然看作混沌一体的生命流行，这样密切的生命联系，使得人决不能离开宇宙自然而独立实现其生命价值与意义，也正是因此，所以人生的自由境界即通过“听之以气”的途径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同荣的境界。

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重生文化”，中国美学显现出独有的生命气质与底蕴。正如国内著名学者刘纲纪所认为的，中国人对审美问题的体认，最初就是与生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了解中国古代审美意识之发生的关键所在。而早在《周易》一书中，中国美学着重生命的特质也表露无遗，“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59]在这里，《易经》将美与“发于事业”相连，从而感官愉悦享受的生命之美，进一步扩展到了能够使人体验这种美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上去了。《礼记·乐记》中谈到中国古代人的音乐审美时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60]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61]在这里，物的本质乃是生命之气的聚集，人对宇宙生命的审美体验，则是以同为生命之气聚集的物为桥梁，以人与物的生命感应与贯通来实现的，故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形诸舞咏。”^[62]萧子显的《自序》亦云：“若乃登高极目，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63]正如朱良志先生所言：“中国美学重视内在生命的体验，审美活动就是超越有限人生，而达至生命的飞跃。中国美学并不重视用审美眼光去认识外在的美，而强调内在生命的和融，审美活动是由人的整体生命发出的，生命颐养之学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容，这是中西美学的重要差异所在。拙是生命存养之方。”^[64]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艺术审美观念中，无论是音乐的创作与欣赏，还是文学的创作与欣赏，一切艺术审美活动最终都要体验到宇宙间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气，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表露无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方生命美学家所说的“生命”相比，中国美学的“生命”意涵，有着自身显著的特点。从范围来看，中国人所谓的“生命”，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的、可见的物质生命，更是内在的、主观的、深藏于内心世界的精神生命，因为无论是《周易》中对“积健为雄”的生命力的崇尚，还是《庄子》中对任性自适、潇洒遨游于上下天地之间的生命理想状态的描绘，抑或是《孟子》中对“浩然之气”的道德生命的论说，都从内在含藏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精神生命的倡扬与发挥；从性质来看，中国美学中的生命，不是抽象思辨的生命，中国美学反对像西方美学那样，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刻意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阐释或理解生命问题，而是将生命理解为一种完整的、活脱脱的现实体验，由于中国美学将生命看作一个浑然不分且与人的感性活动直接相关的圆融整体，因此它将美看作是“块然自生”的产物，并崇尚通过具体的、形象的、感性的方式，供人体认生命活动中的“无言之美”；最后，从本质来看，中国美学中的生命虽是感性生命，但却并不是西方非理性思潮下盲目且冲动的生命，而是在真善美引导下的价值生命或生命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美学中的生命，带有着浓烈的人文取向，在中国美学中，最强烈的美感总是与最高的善、最高的真相互贯通，以真、善、美价值统会的方式构成生命的自由之境，正是人们所体验到的最高的审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