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东美绘制的这份宝塔形的蓝图中，位于最下层的是物质世界，它是人类生活的起点和根据，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点化则可使之成为生命的支柱，以便生命活动的进行和生命精神的发扬，同时还能发现生命更进一层的前途，从而以此为据点向上提升到达心灵领域，追求更高的价值、意义和理想。方氏认为通过这三个方面便对人的躯体、生命和心灵做出了健康妥帖的安排，就可以进一步以上回向的方向为凭借在其上发挥艺术理想，建筑艺术的境界，再培养道德的品格，建立道德的领域，同时更要透过艺术与道德把生命提升至神秘的宗教世界。^[44]应该说，宇宙的境界层次越高，体现的价值就越完满，那么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要根据最高的价值理想，透过创造的精神生命，把世界的各种境界，一层一层提高，将世界的等级，一层一层点化，在历经自然人（行能的人、创造行能的人、知识合理的人）、艺术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之后，使得最高的价值理想在最美满的生命状态之下圆满实现。可见，人格超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不断向着宇宙中最高的价值迈进的过程，而最完美的生命状态就是浸润着最高价值理想的存在。以下具体言之：

“自然人”最大特点和能力就是行动，他能够借着自己的生命动力开辟一个物质领域以维持其个体和团体的生存，但这远远不足以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在这个阶段，人还仅仅是存在于物质境界，而要进入真正的生命境界，就要继续向上提升，成为“行能的人”，这个人善于行动，但却易受不正当才能的牵引和支配，使之成为昏念妄动，从而将生命引入险境，因此他还是需要修正和点化，将其变为有创造能力的人，即“创造行能的人”，他善于发扬生命精神，从而将生命指点到真相世界、更高的意义境界、更有价值的境界当中去，将物质世界提升变成生命的领域。然而这种境界依然不够高，他还要在真知卓识的指引下把知能行能化成创造的才能，于是理性便在其生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使他成为“知识合理的人”，从而在发挥自己创造才能的过程中，不再是盲目地创造，而是经过理性考虑、理性支配、理性决定了的，可见，他是以知识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真理的世界，并将自己的生命安排在其中。方东美认为事实上由这三个层次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人”，“有躯壳的健康、生命的饱满、知识的丰富，生种种方面的高尚成就。他可以以自然人开创一种自然世界出来，而这个自然世界就是今天我们二十世纪的人到处歌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构成为普遍的科学文化所建立起来的自然界。”^[45]可见，自然人创造了以数理为根基的科学文化。

方东美指出如果我们到达这么一个境界就停止的话，那就只能有科学的文化了，而这种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忽略不顾的做法则将会给人的世界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方东美以笛卡尔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指出笛卡尔通过其解析几何和坐标几何把世界的一切内容都展开在了几何的结构上面，从而展现出一种严格的秩序，导致在科学上产生了一种机械化的思想，让生命也随之机械化了。因此，尽管近代以数学为基础建立的各种物质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卓越的发展，同时，人也被科学的荣光完全震慑了，他认为自然界可以形成最简单、最清晰、最明了的观念，从此出发，以方法学的步骤一层一层把人类的思想从简单引入最高的复杂，他把方法学的原则都把握了之后，宇宙的秘密对于他就是在自然的理性之光——科学的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一切秘密都能显现出来。恰如方氏所言，“‘科学’是宝贵的，但是‘科学主义’是个错误的思想！”^[46]当科学成为文化的唯一，近代的科学家便开始对于道德价值、艺术价值及宗教价值均持中立态度，由此，宗教精神灭亡了，哲学也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概念系统，所有的价值被抽离，成为数量，整个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贫乏的世界。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将人发展为完满的自然人，甚至是大科学家，他还是处在形下世界，无法满足我们在文化上、哲学上的要求，因此仍需向上提升，方氏借用卡西尔的观点，将这第四种世界的人称为“符号人”，指出他能够运用种种符号，创造种种语言，发现种种复杂的语法，然后委婉曲折地将这世上的一切秘密象征出来，“从这个里面就可以把寻常的自然界，透过种种符号象征那里面美的境界、美的秘密，拿艺术家的才能做更高的创造，创造了艺术上面美的世界——所谓艺术世界。”^[47]方氏认为这类人才是形而上的人，比如各种类的艺术家、诗人、画家、建筑家、雕刻家、文学家等，正是他们创造了种种美的语言、美的符号，从而把一个寻常的世界给美化了，使它变成艺术的领域，而这才是形而上世界的开始。然而即使在艺术的世界里也是美丑杂居的，加之对这一世界的表现主要是依靠艺术家的才能和主观感受，因此一旦其意志和情绪脱离了理性的控制，那么这一艺术世界也可能会陷入疯狂，可见它在价值上不能代表美满。这样，艺术家的品格就需要再向上提升，追加上道德的精神，变成所谓的“道德人格”，这是一种纯洁的精神人格，他具备懿美的品德，能高尚其志，“在艺术上面的价值再加上道德的精神，那么，这样子的艺术不仅仅是美而且是善——即是尽善尽美。”^[48]如此一来，艺术就被点化成了中国文化里面主要的而且具有高度的“道德文化”。如傅佩荣先生指出的，“若无艺术，则人无法须臾摆脱功利实用的考量，而这种考量无异于枷锁一般，将带来无穷的压力与忧患。若是不谈道德，则人格高低无从界定，人性的平等与尊严也将如同无源之水，然后人类世界难免会堕到生物竞逐的丛林阶段。”^[49]

应该说，道德人格的建立是一个人人性的完成，然而与之相比仍有更高的价值，就像佛教所主张的那样，人不仅要完成人性，而且还要完成佛性，即就是说，他要在阅历物质世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之后，使自己的精神成就达到一个极高尚的境地，在这里“有最高的智慧、有最高的精神发而为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可以旁通一切人类、一切物类的生命，一体俱化，成就最高的精神价值”，^[50]那么，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人、艺术家、道德人格，他不是人的这一点、人的那一点，更不是人的小数点，而是个真正的大人，其特点在于“他能够囊括宇宙一切的秘密，在知识上面彻底了解，在行动上面能够顺应，而且在理想上面，他能够符合他的精神要求。”^[51]我们可以叫作“全人”，他的生命能力叫作全能，“那个全能，从世界许多文化上面看，我们拿艺术名词赞美他不够，道德名词赞美他不够，世界上许多宗教拿宗教的神圣价值赞美他的生命才庶几乎近之。”^[52]方东美指出这就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它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需集中人全部的生命、才能和心性进行提升才能有所成。这个全人即是儒家的“圣人”，道家的“至人”，佛家的“觉者”，“原始儒家孔孟荀、原始道家老庄、大乘佛学，不管是哪一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甚至是禅宗也好，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把人的精神，从自然界的里面提升到达精神的顶点，然后从人类的智能才性上面变作尽善尽美、变作神圣。”^[53](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方东美将人的生命境界视为一个从物质世界经由艺术世界及道德世界不断提升，最终达至宗教世界的过程，而人的理想就是使自己趋于神圣，“单纯的生命被提升为精神生命，在充实光辉的价值与积健为雄的理想中完成实现。生命因而转化为心灵，不断由精神力量予以赋丽增值。这就是人类精神生命之来临，永远在企望接近神的原始创生之德。”^[54]可见，方东美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一定要实现与神明的会通，在会通途径的探究方面，他引用了田立克在《文化神学》中提供的两种方式，但又指出其二者均是在执行二分法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基于人神为一的观念，他提出了最重要的第三种途径，那就是人经由发现自己而发现神，“人之发现神也不是发现‘与他隔阂的某物’。神绝非一样事物；神是一种能力，一种创造力；神是一种精神，充满了无限的爱，将宇宙万有消融于爱的汪洋中。人是神的媒体或镜子，能把神性的至美至善展现于人性的美善品格中，这种美善品格虽属各个人所独有，但是也能大而化之，扩而充之成为普遍的人性典范。”^[55]可见，方氏还是站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立场上来探讨分析该问题的，体认到凡是具备完满人性的人，都应该对生命表示相同的尊敬，使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仁爱与同情中，隔阂不复存在。对宗教领域中精神存有之终极关怀，就是一切人类崇高生命的圆满实现。^[56]

应该说，方东美对宗教人格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作为学生的傅佩荣先生十分准确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方）所向往的是一种宗教‘情操’，亦即他相信有一位哲学家的‘神’，可以使人间一切价值得以圆满实现。此一信仰使人蕲向完美，亦即‘成圣’。所谓‘成圣’，其实正是为刹那生灭的人生找到‘真而又真的真实’，然后展现出不执着的智慧，表现无私的美德。换言之，若是少了‘宗教人’这一层，则任何价值都将局限于相对的、小我的世界中，并且无法跨越痛苦、罪恶、死亡这三大悲剧的门槛。”^[57]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并不认为这一“宗教人”的达成就是人性构建的终极目标，就像一座塔，塔尖虽然已是顶端，但在其上仍有代表着无穷神妙之境的苍天，即便是宗教人也不是能够参透宇宙的一切秘密的，总还是存在些看不透也说不透的深微奥秘，因此，人的向上探索之路应该是无止境的。

我们知道，方东美绘制这张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的目的原是要解决西方人的人性疏离问题，建构一种能够与宇宙圆融互通的理想人格，但实际上他的目标已经远远不止于此了，恰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他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人格典范，不仅可以作为西方人的人格归属，也要成为中国人精神提升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人格用方东美的话来说就是‘神人’或‘玄之又玄的皇矣上帝’”。^[58]方氏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心中存有这种对生命的神圣信念，他的人格修养才不仅是局限于个人偏颇才能的发展，而是要企求懿美品德的完成，那么只有集先知、诗人与圣贤于一身的人，即达到“真善美圣”熔融为一的理想人格，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智慧。就儒家而言，主张“立人极”，视个人应当卓然自立于天壤间，而不断地、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实现；就道家而言，个人应当追求永恒之逍遥解脱；就佛家而言，个人应当不断追求净化、求超升，直至每派所企仰之人格理想在道德、懿美、宗教三方面修养都能到达圆满无缺之境界为止。^[59]方氏用司马迁的“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来说明这种理想人格所达到的高度，他的生命领域、知识领域，及其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均贯通过现未三世，能够“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臻于如此崇高之境界，便能以忠恕体物，深觉我之与人，人之与物，一体俱化，其生活“就是要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充实我们自己的生命，更须推广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增进宇宙的生命。”^[60]就此而言，哲学所建立的理想生命，和宗教所启示的神圣生命，是交融互彻，一体不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