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指出，儒家的思想传统有二：一为《尚书·洪范》，二为《周易》，前者代表守旧、复古及永恒，而后者则代表创造与变化，这两方面合而论之，便构成了儒家作为“时际人”的特质——他不但要从源溯流，而且还要从流溯源，更明确地说就是《尚书》提供给儒家的是一个文化的据点，而《周易》则将它展开在时间之流中使其发展演变。

我们发现，《周易》中屡次谈到“时之义大矣哉”，可见其了解时间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之十分重视。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方氏对此这样解释：“盖时间之为物，语其本质，则在于变易；语其法式，则后先递承，赓续不绝；语其效能，则绵绵不尽，垂储久远而蕲向无穷。”^[3]可见，时间是变化更迭，悠久绵远的。基于对时间的此种理解，那么将文化展开在时间之流中就意味着文化是在凭借过去、透视现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和更新的，因此方氏强调说，儒家的思想便不只是因袭，更是一种创造。孔子接受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把整个人类的生命精神、意义与价值都展开在时间的创造过程之中，要求其“止于至善”，故而被孟子称赞为“圣之时者”，同时，以这样的哲学智慧为模范，则在做人方面，就形成了一个从一般之人超升至圣人的路径。应该说“圣人”是儒家精神的真正完成者，而且反倒是到了圣人这样的高度，他便更不忍心诅咒和舍弃现实世界，而是会本着现实情怀，把握时代精神，依据广大同情之心，身体力行地发泄他伟大的精神人格，使得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在他的感召下都能将一己之人格不断向上提升，这一点在儒家的代表人孔子、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所体现。

方东美通过大戴礼记中孔子应鲁哀公问政的对答指出，孔子的理想人格由士、君子、贤人、圣人几个层次构成，具体而言，一般的庶民大众经过教育之后转变气质，可成为知书达理的士人，士人有坚定的原则与信念，他的言行虽然不能达至完美，但一定有过人之处。士人“明辨之，笃行之”，娴于礼乐，表现为高尚的人生艺术，即成为君子，君子的特点是诚实守信，明智豁达，他也许会因为不愿炫耀而显得平常普通，但其内在功力之深厚却使一般人很难企及。这种品格纯美，心理和谐，行仪合度的君子再进一步陶冶，就可以成为“贤人”，其品格刚健精粹，一切行为均符合高度的价值标准，足以被天下人效仿，如若再向上修养，便可达至“圣人”境界，^[4]“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5]。可见，在此境界当中，人所有的思想与行为都能与形成并支配了万物的天地大道融而为一，一般的人是很难通晓他崇高伟大的品德的，这是孔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的最高层次和境界，虽然他本人被后世称作“圣人”，但他实际上却是不敢以圣人自居的，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6]孔子认为自己没有见到过圣人，只见到君子而已，可见，圣人之境是多么难以达到的高度。

孟子承继并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我们要努力保持并弘扬这“四心”，因为它们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而人将内心的善端扩而充之便能成就完美的人格。同时，孟子也认为人格的发展是分层级的，在《孟子·尽心》中有浩生不害与孟子一段对话：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www.daowen.com)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7]

方东美指出，善、信、美、大、圣、神是依次递增的关系结构，“善”就是好，指值得人喜欢的品格，这些美好的东西能实际存在于他本身则为“信”，能够十分完满地充斥在他那里就是“美”，到此形成的乃是一种君子人格，若他能够凭借着这种先天的善性和种种优美的懿德，“充其量，尽其类”，将它们光辉地表现出来，就能发展成为“大人”，而后在创造过程中，经由精神的升华作用，还能够融会贯通者就是“圣”，“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8]。圣德到了不可测度的境界便是“神”了，这是一个充实完备的人格，“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即就是说，他的生命精神能够扩而充之，贯注在乾坤之中，笼罩整个宇宙的全部真相与全体价值，与宇宙大化冥合为一，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此外，方东美还提及了荀子在儒效篇中，对俗儒、陋儒、雅儒、大儒的区分，所谓大儒就是圣人，他认为孔子就是大儒，而人格修养的过程与目标就是从士做起，经由君子，最后发展为圣人。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高度呢，荀子指出要靠“学习”，学习则要以诵读经文为起始，以研究礼法为目的，“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9]。同时荀子对学习的程度与其所达至的人格修养层级间的对应关系做出了说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10]。即就是说能按照自己所学习到的东西行事的人就是士人，能勤勉努力的就是君子，而对所学之事能够十分精通的则就是圣人了，他能效法古代的圣明帝王，以礼义为纲领，统一制度，能做到总结规律、举一反三，能对事情是否符合仁义做出精准的判断，面对陌生的事物或突发的状况能够处变不惊，还能够使群众凝聚团结在一起，可见，圣人就是那些始终坚定不移、有条不紊、安泰自若、心怀天下的人。此外，荀子还指出，这种境界并不神秘，其获得也并不困难，“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11]。可见，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只要不断努力追求、积累善行，直至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状态，就是圣人。

综上可见，在方东美看来，儒家孔孟荀在理想人格的追求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均以“成圣”为最终的目的和最高的指向，方东美这样描述儒家的圣人：“圣人者，智德圆满，玄珠在握，任运处世，依道而行，‘从心所欲，不逾矩’，故能免于任何咎戾。其所以能臻此者，端赖‘存养’‘尽性’功夫，有以致之，明心见性无入而不自得。由此无上圣者，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无不依理起作用，称理而行。其成就之伟大若是，故能德配天地，妙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12]可见，在方氏看来，儒家的“圣人”以道德完善为首要特征，同时这种道德的陶冶不是靠外力的强制，而是要依理性的磨炼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地将外在的制度规范、人伦秩序内化到人自我的生命之中，寄寓在人的生命本性里面，使得对生命本性的实践，就是对道德的履行，从而显得自由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