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在谈及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时，首先做了一个区隔，申明其不是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也不像是希腊艺术所谓的“以人体来设想所有事物的性质”或“以人形来表现众神”，在方氏看来，所谓“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极易“陷入主观主义与感性的怀疑主义中”，而所谓“以人体来设想所有事物的性质”，要么“将使艺术只陷入主观的感性快乐中，而忽略了客观的精神指望”，要么“不论其表现如何完美，皆将使艺术只沦为描绘性”。^[47]

针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弊病与不足，方东美将人文精神的探讨回溯到了中国古典“人文”辞源当中，并依据中国文化的特有精神旨趣，对“人文主义”做了独特的阐释。他指出，与后世以“人”为主词的“人文”理解不同，“人文”一词的主词是“文”，“在中国艺术中，人文主义的精神，乃是真力弥漫的自然主义结合神采飞扬的理想主义，继而宣畅雄奇的创造生机”，^[48]在这里，自然指向外在的客观万物，理想指向内在的主观个体，而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体现在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一体俱化，共同创进所泄露的无限生机当中。

方东美认为，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之所以能浃化艺术活动中的主客体，使之和合统一、亲密无间，其根源仍需回溯到中国人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在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两者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自然是人类不朽的经典，人类则是自然壮美的文字。两者的关系既浓郁又亲切，所以自然为人类展示其神奇奥妙，以生生不息的大化元气贯注人间，而人类则渐渍感应，继承不绝，报以绵绵不尽的生命劲气，据以开创雄浑瑰伟的气象”^[49]。方氏甚至由此认为，“中国人是有史以来所有民族中，最能生活在盎然趣机之中的，所以最能放旷慧眼，流眄万物，而与大化流衍熔融合一。又因我们深悟广大和谐之道，所以绝不以恶性二分法来看自然；我们与自然一向是水乳交融，毫无仇隙的，所以精神才能自由饱满，既无黏滞，更无牵拘，如此以盎然生机点化一切，自感内心充实欢畅无比，……自能冥同万物，以爱悦之情玄览一切”^[50]。可见，在方东美看来，中国艺术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观念固然是认为作为创造主体的人乃生命创造的中心，但与此同时，艺术中的个体创造也是宇宙创化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艺术绝不会偏执地强调主客、物我其中的任意一方，而能够“怡然体悟万物与我合一，盎然与自然生机同流”，^[51]由此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美感与喜乐，最终在艺术中实现物我和谐、主客圆融。事实上，也正因中国人的审美意趣执着于这种和谐完满的生命宇宙观，所以才能使艺术创作洋溢出一种积健为雄的、活泼泼的生命情调，一种乐观向上、神采飞扬的生命精神，“中国的艺术家……永远是以人类精神的活跃创造为特色，所以他们能将有限的体质点化成无穷的势用，透过空灵的神思而令人顿感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充满了生香活意”，^[52]由此可见，与西方艺术家不同，中国的艺术家善于将自身体验深入生命的根底处，掘发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底蕴，使得自身生命与宇宙生命一体同和，进而使艺术家的灵魂得以安顿。(www.daowen.com)

方东美对中国古典“人文”内涵的追源与强调，是其从哲学层面发现中国文化特定思维模式及其对生命的肯定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一方面，与西方标举的主客二分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这里，自然不是人的对立物，而是人所归依的终极价值所在，正如著名学者成中英对此所作的揭示和说明，“就中国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便是中国人文主义的基础。这样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心灵与肉体之间、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53]另一方面，西方主客二分的人文主义，势必导致以理性精神为导引的艺术创作在人与对象之间划上一条鸿沟，使其之间产生距离，艺术本身成为对客观世界进行刻画和摹写的工具，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反被排斥在外了，与西方艺术不同，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传统更注重生命，中国文化“泛生命化”的取向，是中国文化主客同一思维模式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艺术美感生成的本质与根源，也正是因此，“中华民族所讲的古典主义、人文主义，不会像西方所谓人本主义仅仅变做装潢。我们不讲人本主义，我们讲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证明人力无限，正犹天德无穷”^[54]。由此可见，在方东美看来，正是以生命为主轴，人与世界建立起了真正的亲和关系，在这里，生命价值才是美的真正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