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指出，与西方艺术注重对事物外在静态形相的摹写不同，中国艺术重“表现”，而“表现”，在其看来，就是以消除对象的物质窒碍、彰显其含蕴的生命精神为途，活泼泼地勾画出一切美感对象，从而使主体由事物表象所激发的神思得以显现，因此其本身即是艺术家通过钩深致远之心灵而对宇宙生命所进行的曲为表达。由此可见，中国艺术“表现”的内容，是由宇宙生命精神所激发的一种心理感受状态，而且方氏还认为，对这种心理感受状态把握的关键就是要能够“把握生命的黄金时刻”，擅于“捕捉自然天真的态度与浑然天成的机趣。”^[40]就其本身而言，包含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生意”，其二是“传神”。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首先，就上述这种独特的心理感受状态而言，它着重于艺术创作过程中对宇宙万物“生意”的内心呈现与艺术传达，所谓内心呈现，主要是说中国艺术家最能透过慧心参悟大化生机，其“擅于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41]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浃化宇宙生意，并不意指将主观的感情投射于外，亦即西方人所说的“移情”，这在方东美看来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说法，其持论依据在于主客二分，因此必然造成心理与物理的隔阂，而在中国文化里，人与宇宙乃是毫无间隙，和谐共生的，正如朱良志教授所言：“中国艺术家对万物，对世界，几乎富有一种宗教性情怀。享受世界的亲和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42]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最能体会个体生命与雄阔宇宙之间的悠然契合，从而与之浑然为一、浩然同流，领悟其宏伟与神奇，进而在创作中宣畅一种气韵生动的宇宙机趣，亦即“直透内在的生命精神，发为外在的生命气象”^[43]。于是中国艺术也最能体证生生创造的生命律动与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

方东美特别强调了诗与画，他认为好的诗词一定是余韵无穷的，这并不单纯得力于高超精湛的艺术表现技巧，更要倚赖作者对生命情感的深邃体验，“在诗的领域中，一如其他各种艺术，总有一股神妙的机趣贯注其中，点化万物，激励人心，促使大家高尚其志，在嗟叹、歌咏、舞之蹈之中充分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这就是一种诗艺化境”^[44]。可见，只有当诗人将自身之情与外物之理融通贯彻之后，才能营造出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同样，中国绘画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张向生机跃动的大自然学习，透过其本身的力量发现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理想，将之衍化在绮丽的创意之中，由作品得以显发，“这种活跃创造的生命精神，……我即称此参赞化育，协和宇宙，足以陶铸众美，超拔俗流，进而振奋雄奇才情，高标美妙价值，据以放旷慧眼，摒除偏执，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45]。(www.daowen.com)

另外，中国艺术家对事物内在生香活态的内心体验，最终需要实现一种“传神”的艺术传达效果，因此“传神”成为中国艺术表现性的一个重要依托，也是中国艺术表现性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标准。从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传神”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此概念始于魏晋的人物品藻，后进入画论，其后又在诗论中得到普遍运用。不过，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方东美对此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认知，具体来看，他从正反两方面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审美范畴的看法，他说，“（传神）若是勉强从反面来讲，就是要化除滞碍，不以描绘精确为能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物质性的超升否定。……若从正面来讲，则是以直觉来捕捉美的本质，透过神思创意而毫不做作”。^[46]方东美对“传神”的这一表述，至少传达出以下几层意思：首先，精神为上。所谓“神”意指对象由内在生命所透显的灵性和气质，这是一种与作为其物质性载体的“形”相对的精神性存在，所谓传神，即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不执着于事物的外在形迹，而重在表现其生命透显的内在神韵。其次，心灵自由。即在艺术创作活动中，传神需要一种自由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主体不为任何外在的理念、规定所制约和束缚，恰恰相反，它要在一种悠游自在的状态下，才能完成与对象的神会与沟通。第三，理性退隐。传神所倚赖的不是主体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而是主体的直觉力和体悟力，它不是主体理智把握外在对象的结果，不是以理性分割外在对象并由此获得对象外在特征与属性的结果，而是在感性导引下对对象最深层意蕴的发掘和体味。最后，自然表现。方东美指出，“艺术的表现必须上比天工，以宣泄神力，并且下触心灵，以激发机趣”，可见，此种表现完成于天人合一的状态之下，不求物趣，以天趣为高，因之不尚雕琢，主张自然而就，天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