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认为，中国艺术既展现无言之美，很难传述，则从意味上讲必定是象征性的。对于何谓象征，方氏通过比较的方式对之给予了基本揭示，“所谓象征性，一方面不同于描绘性，另一方面接近于理想性”。^[32]方东美还进一步指出，描绘性艺术需要精湛的艺术技巧，同时借之以敏锐的观察力，突出的铺陈渲染能力，从而穷形尽相对象的每一个微小细节。而理想性艺术则不然，它“一方面有哲学性的惊奇，另一方面也有诗一般的灵感”，^[33]这种惊奇和灵感使其充满陶然诗意与盎然机趣，能够营造一种意境无穷、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从而充分激发人的联想与想象。由此可见，方东美所理解的“象征”，即“言在此而意在彼”，或是“言在此而意不止于此”，这种“象征”，假借的并非超绝的眼力，而是敏感而又通达的内心，需体之以慧心方能感悟。

中国艺术何以能够富有如此意味呢？究其根本而言，仍在其对生命的独特体认。在《中国人生哲学》中，方东美通过与希腊艺术的对比，来彰显中国艺术的此一特点，他认为希腊艺术是描绘性的，如其雕刻艺术，十分擅长表现人体的裸露之美，艺术家只需用心揣摩、观察人体每一部分之间的具体关系，即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其多样的身姿，因此其特色在于沉静笃实。而中国艺术所追求的则是气韵生动之美，“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34]在方东美看来，大化流衍生生不息，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流行互润的“大生机”世界，“深远敦厚的仁心昭昭明朗，弥纶天地，其中生生不息的自由精神更是驰聚奔放，芳菲蓊勃，蔚成诗艺般的化境，举凡理智之饱满清新、思想之空灵活泼、幻想之绮丽多彩、情韵之雄奇多姿、莫不都在此中充分表露，了无遗蕴，所以才能美感丰赡，机趣璨溢，包天含地，浩荡充周”，^[35]因此，中国艺术绝不会将生命化成呆板的死物，只以恒态稳妥的眼光视之，这样只会消弭宇宙人生所本来具有的雄健优美及一切万有所含藏的生香活意，从而使艺术作品的绮丽瑰伟僵化殆尽。自根底观之，中国艺术就是对生命本身所具之深微奥妙的曲为表达，因为“在中国艺术品所表现的理想美，其内在深意，均在尽情宣畅生命劲气，不但真力贯注，而且弥漫天地”。^[36]只因其太深邃了，以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能透过艺术而絜情入幻、钩深致远，从而以神奇之创意，来表现这个光辉灿烂的雄伟新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方东美对中国艺术的“象征”意味不仅做了理论上的高度阐释，而且还结合具体的艺术实例，彰显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命所持有的特别态度，及其对生命的深彻体验和婉转表达。例如在方氏看来，在中国早期仰韶文化中，白陶上的血红线条，夹于两行线中，实际就象征了生命的畅然流行与盎然创意；而安阳殷墟出土的骨器玉器，铭刻于其上的优美线条美也表现出同气化运、频率相等、周始无穷的生命流行；从殷商周代以降到汉代，举凡青铜、陶器、雕刻、翠玉等雕纹，都可从中窥见大略相同的文化意义，……如商代钟鼎上，常雕有象、蚕、蛹、蝉等物，盖取其象鼻如龙，身体雄伟，生命力丰富，蛹则延绵不绝，以喻永生，蝉则取其蜕化，以表再生之意，凡此种种，均代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繁殖力；周代的铜器，更加上独角兽及龟灵等长寿之物及蛹图等等，汉代铜镜背面的龙形，其足爪富于生命活力，其体态尤为矫健活跃，都在表现循环往复、运转无穷的雄姿；汉代的浮雕，北魏的壁画，唐代的佛像雕刻与菩萨石像，都是如此。此外，中国的音乐也莫不如此，其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其所用乐器，虽皆为无生物，却极能表现丰富的生命情调。^[37]可以说，在中国的艺术中，不论动物的形状、人类的姿势以及神像的风貌，处处都在表达极乐的涅槃世界，此时一即一切，乃能与宇宙生命浩然同流。(www.daowen.com)

恰如有学者所言，“象征的运用和解悟过程是一个直觉、理解、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等诸种心理能力综合发挥作用的过程，……它直接引起主体积极的表现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主体生命进入物我同一，主客互渗的体验状态。这样，象征就成了人类谋求主客体和谐统一的文化行为，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38]的确，中国艺术的象征性造就了其含蓄、富有韵味的特点，其外在形象虽然是物质的、具体的、实在的，但其内在意境及所宣畅的气韵却是空灵而生动的，涵养着人们对生命的体验，融入人们的宇宙人生观念，因为生命本身是渺远浑全的，故而“中国人热衷于在感性之中进行理性思考，通过感性的类比来显示意念，以模糊整体的生命化语言去复现世界的形象”^[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