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向来有重科学的传统,所谓科学传统,总是以特定的分离性思维为前提的,因为对于任何事物,当我们把它放在科学的显微镜下观照时,其结果必然是以抽象的数理为方法,将诸种因素理解为清晰可见的,并最终得出一系列客观的、清晰的、冰冷的结论。方东美对这种科学主义所秉持的分离性思维及其对人类全整心灵的分裂向来是痛心和批判的,他认为,科学的实践方式是由对局部条分缕析的审察衍化到对整体的综合判断,即“科学在其实际历程中,是把握分析的原则,来勾画各种自然现象的细密结构,据以导出最后综合的可能性”,[23]与这种割裂的思维方式相对照的,是中国人独具特点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主张自始至终保持一个全整的心灵,提倡以整体性的眼光观物,绝不将一种事物理解为各部分之拼贴,而看作是圆融为一的有机整体,分隔不得。
在方氏看来,这是一种有别于科学性的玄学性思维,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中国艺术,其本质大都在于“以广大和谐的原则来玄览一致性”,[24]因此均有重视玄学性的特征,而中国艺术之所以表现出“玄学性”重于科学性的特点,首先在于其表现对象的特殊性。正如上述方东美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艺术绝不将外在世界当作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纯粹“物质”空间,而是视万物含生,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神奇的生命精神,因此在其视域之中,无一物无生命,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均与人相关,与人的生命相连,在这里,“世界万物生生相联,生生无际。此就空间言之。就时间言之,……一切物的变化,是于无形中密密地迁移的,前前灭尽,后后新起”。[25]换言之,生命的特点一方面在于生生相续,所谓“前者未尝终,后者已资始”;另一方面在于其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是全整的、不可分割的。也正是基于此,单纯地依靠对事物外形之刻画摹写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得其精义的,重要的是反映出事物的内在气韵,而关键即在于把握生命的内在节奏,表现世间万物亲密无隙之特点。事实上,中国艺术所要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在时空中充满盎然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其主要的标的正在于彰显洋溢于世界万物间的、圆融贯通、生生不灭的生命精神,正如方氏所言:“综观中国艺术,即使在技术‘语言’的系统中,不论色彩、线条、轮廓、音质、距离与气韵,也都在尽情地表达这种宇宙观念,‘它是对其整体性的一种观点,也是对人类私欲偏见的一种超脱,对精神怡然自得的一种提升’。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通性,不限于绘画,也不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学派。除非人们能够把握这种玄妙精神,否则,对中国艺术的任何讨论与欣赏都将只是外行话,完全不得要领。”[26]也正是这些,注定了中国艺术无法秉持分离型的思维方式,以孤立的、冷漠的眼光观察世界,因为“生命”连通了人与世界万物,使得天地与我并生,我与万物齐一。
应该说中国艺术家是深谙于斯的,因此能够参赞化育,一方面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另一方面主张人道之生命力翕含辟弘,妙契宇宙创造的历程,与此宇宙生命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这也是其能始终畅游于美的乐园之中并保持盎然不朽的重要原因。由此,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则艺术所表现之世界便深契艺术家之内心世界,“艺术是以物质界的形色声音象征吾人内心之精神世界,艺术作品也就是吾人内心精神境界之客观化——吾人内心精神境界在物质投下之影子。所以艺术创作即是沟通内心与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媒合,艺术精神融摄内心与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而使人于外界中看见自己的内心,于物质中透视精神,于形而下中启露形而上”[27]。换言之,中国艺术家“是一个整合的心灵与创造的精神,其中包含了哲人的玄妙神思、诗人的抒情心灵、画家的透视慧眼、雕刻家的熟练驾驭,以及作曲家的创造能力”,[28]其能直透灵魂深处,把上述所有慧心都融会贯通,据以展现全体宇宙的真相及其普遍生命之美,这种神妙奇异的艺术创作,真如巧夺天工一般,直把宇宙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无遗蕴!由此亦可见出,中国艺术在其本质上是对宇宙终极精神的表达,因此才显得玄妙无比,不可智识,只能心会,乃不可诉诸语言的“无言之美”,在中国古典艺术的创造中,艺术家必须神思勃发,才情丰赡,透过对生命最为深层的体验完成对宇宙人生终极精神的体认,正如方氏自己所强调指出的:“艺术的胸襟是移情于对象,与之冥合无间,忘我于物,即物即我的胸襟;艺术的意境之构成恒在一瞬,美感之来稍纵即逝,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中国哲学方法上之体验,在对宇宙人生静观默识,意念与大化同流;于山峙川流鸟啼花笑中,见宇宙生生不已之机,见我心与天地精神之往来,这正是艺术胸襟之及至。中国哲人之妙悟哲学上至高之原理,常由涵养功深,真积力久,而一旦豁然贯通,不待推证,不容分析,当下即是,转念即非;这正如艺术意境之构成,灵感之下临于一瞬。”[29]也正因其不可说,抑或说不尽,才更具意味和魅力,从而被视为最高的美、绝对的美,“是人去除外在干扰所切入的幽深生命体验境界,是在非知识、非功利的体验中所激起的生命飞跃”。[30](www.daowen.com)
由上可见,由于生命本身的圆整性和生命体验的不可言说性,中国艺术对生命的体贴,总是诉求一种玄学化的思维模式,中国艺术的玄学化倾向表明:中国人从一开始便无意于用理性长矛来征服世界,无意于用冷静的眼光来分割世界,无意于用客观的语言来言说世界,而是要用生命的完整性、用内心的直感来体验世界,“在不言之美中,没有外在的审美,有外在的审美,就是认识,是观照者对对象的认识,不言之美排除这样的对象存在的可能性,它不能经由外在观照者的‘审美’活动而获得,它自己以存在言说,以存在的意义显示自身的美。人只有没入存在之中,才能领略其大美。”[31]可见,在艺术活动中,对象不再是外在于“我”的客体,“我”不是冷静的旁观者、审察者,“我”对美的创造不赖于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而重在通过体验,感受到自身与世界在生命境界中的统一,从而获得颇具玄学色彩的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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