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腊“从心所欲”的悲剧不同，方东美将近代欧洲人的悲剧界定为“不能从心所欲”的悲剧，其核心是虚无主义，更准确地说是“进取的虚无主义”，正如他所描述的：“近代欧洲人雄踞一己生命之危楼，虎视宇宙之远景，情则激越，理转退敛；理或远注，情又内眄；实情理两相刺谬，宇宙与人生彼此乖违。揭生命之情，不足以摄宇宙之理；举宇宙之理，不足以尽生命之情；情理异趣，物我参差，结果遂不免两相矛盾，消磨抵触，趋于空虚，入于幻灭。”^[118]换言之，在近代欧洲人这里，宇宙已逐渐脱去具体形迹而衍化为一个抽象无穷的系统，他们托身其间，一方面觉云海苍茫、长风万里，顿感人之渺小脆弱和宇宙之廖远难测，从而生出无限怅惘；另一方面又鼓舞斗志，妄图通晓其理，凌越其上。因此天人之间永无安宁契合，“天的势力太大，便要压倒人类，使之屈辱；人的地位增高，便须征服天行，求为人用。”^[119]由此，方东美指出，人与天之间的矛盾对立在欧洲人的悲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凸显，而这种天人敌对的形势延续到后世，几乎支配着全部近代西洋的文化与思想。

方东美认为从“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三种文化中最能见出欧洲民族之生命特征，其中，对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方氏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他用“宇宙有情，生命满意”^[120]来概括这一时代的总体精神，指出其内里蕴蓄着活泼的性灵和盎然的生意，因而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能触发深情，同情嘘摄，从而产生无限的美感。就此层而言，欧洲文艺复兴思想所彰显出的这种妍妙之风趣可上接希腊，与其媲美，然而，方东美也指出，即使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的内心中仍不免充满颓情，绝不如希腊人的生命情感那么沉雄壮烈，因此“其艺术情操是冲动的、玄惑的……虽游心于艺术的园地，与纯美的理想亲密酬酢，心中却惊悸无常，不能得着快慰。”^[121]于是，欧洲人滋生理智对之解救，将匀称、法度这些带有人为抽象因素的数理和谐之标准作为其艺术理想，如近代初期的意大利艺术家创立的透视法，其把人体及自然物象的体态、色调、形式、部位、远近、阴阳、浓淡、动静、气息都斟酌尽善，组织完美，以求忠实。不过，方氏指出这种忠实的目的是补救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缺漏，而并非要倾心模仿以尽其美，因此他们所谓的自然美只是理智缔造的境界，是涤除现实之真妍后所显现出的一种意想的幻美，是欧洲人无力悉心体味大自然之纯美的应对之策。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还在追求艺术与理性的协和一致的话，那么到了十七八世纪，欧洲人的科学理性已经渐次胜过了艺术豪情，这种科学理性在巴洛克文化中甚至被突出强调到了一个绝对优势的位置，并进而成为近代欧洲人的致命之伤，因为在此巴洛克文化中，人们以纯粹的理智把握世界，终究营造的是一个世界“为我所有”的虚幻想象，表面看来洞彻一切，但实际上却汩没肢解了生命本来所含藏的奇情异彩及浓情蜜意，使其失去了原有的完整性，变得寂寥廓落，窅然无趣。基于此，以彰显理性之胜利为宗旨的巴洛克艺术，只好选择以奇谲浓艳的外貌来掩饰其内在生命气息的匮乏，^[122]在这种艺术中，艺术家无不是要极尽所能地炫耀才华，其创造不是为了抚慰人的心灵，而是意欲满足人的视觉。以这一时期的建筑而论，其对彩色的使用不再是为了润色形象之美，而是要彰显妖冶富丽，其外在形式不再简洁明快，而是表露出琐碎的曲折，内部空间也不再单纯质朴，而是充斥着繁复的点缀。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该时期的艺术，无论建筑、雕刻，还是绘画都统统显得怪艳逞奇，这种以感观之快慰消解内心之空虚的做法，结果便是越要掩盖生命之空虚，反而越彰显出它的无意义。

至于洛可可文化，方氏认为它作为巴洛克文化的尾声，与之一脉相承，其比之以深厚之性灵发泄生命之纯美的希腊艺术，更可谓差之远矣，“巴洛克之伟大的理智，力势磅礴，气象万千，其精神远注，腠理入微之处，诚非希腊人所可企及，然而希腊人风骨厚重，神思饱满，游心自然，浃而俱化，绝无空蹈虚之弊。近代欧洲人挟其放逸狂才，诞妄巧智，虽呼吸决机、可以取象宇宙之无穷；踊跃营度，可以窥测人生之要眇；夷考其实，此种理智亦如魔鬼诱惑，幻师逞技，悬空激荡，凭虚驰骤，终不免陷于昏念妄动，自趋断灭。”^[123]可见，欧洲这种推崇理智的“尚能”文化，虽拓展了人之生命存在的空间和境界，展现了人对宇宙的把握能力，但也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宇宙人生之间的密切联系，理智之越理横断，使本来真实而富有意义的宇宙趋于虚诞，人生也随之沉沦陷溺，这实际上不啻为自掘坟墓。即使其后有慧心人思欲纠正其蔽矣，然而大慧灭裂，也终不能逃繁采寡情之诮了。

综上所述，方东美认为各民族之美感文化总是与该民族的生命情调密切联系，而其生命情调所呈现出的状态又往往与其生存的宇宙环境息息相关，希腊人的宇宙是一个有限的体质，其重视具体形迹，欧洲人的宇宙是一个无穷的体统，往往超越具体物象而求其玄象，中国人的宇宙则是有限之体质而兼无穷之势用，更关注人在其中所引发的神思。方东美认为，希腊人和欧洲人的宇宙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均为科学之理境，因为科学立论，往往是以形迹为发端，而后归依于玄象的，而中国人的宇宙则是一个艺术的境界，因为艺术造诣往往践迹乎形象，贯通乎神功。也正是因此，在方氏看来，中国人的生命无疑最具美感，因为其最能体味宇宙与人生之间的交相感应、一体和谐，由此衍生出的中国文化也最具积健为雄的精神，“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光照之下，普遍流行于其他文化的邪魔力量终将被完全克服。因为在此同情交感之中，一切万物毫无仇隙，所有矛盾的偏见、所有割裂的昏念、所有杀戮的狞态、所有死亡的悲慨，要之，所有顽劣的破坏，都会在此穆穆雍雍之中化为太和意境，一体俱融。”^[124]

从根本来看，方东美执守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即透过艺术的情调来表达哲学的智慧，与此同时，方东美对哲学情理相融的规定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美学思想，其生命美学与哲学所面对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解决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方东美的生生哲学一开始便要以艺术经验统摄科学经验与道德经验，以美的语言含摄科学语言与伦理道德。其意旨是要在艺术经验之中，觉察创作之自由与条理，使美感之情处处照显，藉以体悟宇宙人生为一和谐圆融之‘情理集团’。”^[125]而这无疑是对方氏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思想特征的准确概括。事实上，情理圆融不仅仅是方东美生命美学的特征，也是其自身生命精神与气质的写照，刘述先在评价其师的时候就曾指出，方师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他一方面对纯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东西方各家哲学，各种文化现象，不论是多么复杂难明的理论或事象，都一定要深入其间，找到它的来龙去脉，然后用自己的话把它们整理、陈述出来。能够做到如此的人，非有一种澄澈清明的理智、缜密细致的功夫以及超人一等的耐心是难以为功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一种热情奔放、忘其所以地陶醉在一种美的形相与高超的境界之间的诗人的气质与情调。奇妙的是，这两种极端相反的精神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就此而言，情与理，真与美之间的融合恰是其一生所向往的理想目标。^[126]

【注释】

[1]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11页。

[2]同上。

[3]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212页。

[4]［美］成中英：《美的深处：本体美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成中英在该著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纪念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尽管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该作与方东美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的确不难发现其中诸多对美的认识有着方东美美学思想的影响痕迹。

[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75页。

[6]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271页。

[7]［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南京：译林出版社，肖聿译，2011年，第58页。

[8]同上，第76页。

[9]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18页。

[1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38页。

[11]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12]同上，第5页。

[13]同上，第23页。

[1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74页。

[15]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9页。

[16]同上，第233页。

[17]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03页。

[18]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217页。

[19]［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南京：译林出版社，肖聿译，2011年，第83页。

[2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65—166页。

[21]同上，第166页。

[22]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62—164页。

[23]［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南京：译林出版社，肖聿译，2011年，第56页。

[2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233页。

[25]同上，第176页。

[26]同上，第177页。

[27]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226页。

[28]同上，第258页。

[29]同上，第31页。

[30]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108页。

[31]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第36页。

[32]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36页。

[33]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3页。

[34]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278—279页。

[35]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14页。

[36]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1页。

[37]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289页。

[38]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44页。

[39]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94页。

[40]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09页。

[4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0页。

[42]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94页。

[43]方东美：《方东美演讲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第58页。

[4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77页。

[45]方东美：《 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93页。

[46]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56页。

[47]〔唐〕司空图：《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6页。

[48]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28页。

[49]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99页。

[50]同上，第397页。

[5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75页。

[52]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97页。

[53]杨伯峻：《孟子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4页。

[54]同上，第183页。

[55]同上，第62页。

[56]同上。

[57]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58]同上，第204页。

[59]同上，第114页。

[60]同上，第120页。(www.daowen.com)

[61]同上，第231页。

[62]〔唐〕司空图：《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页。

[63]刘勉：《<雄浑>疏证与阐释》，《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6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9页。

[65]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97页。

[66]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74页。

[6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0页。

[68]同上，第93页。

[69]同上。

[70]同上，第96页。

[7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7页。

[7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4页。

[73]同上，第138页。

[7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7页。

[75]同上，第396页。

[76]转引自刘勉：《<雄浑>疏证与阐释》，《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77]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2页。

[78]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9页。

[7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页。

[8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86页。

[81]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273页。

[82]肖鹰：《解放“我”于“天地之大美”——道家美学精神新论》，《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

[83]〔唐〕司空图：《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42页。

[84]同上，第10页。

[85]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第119页。

[86]同上，第127页。

[87]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第119页。

[88]同上，第122页。

[89]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98页。

[90]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第155页。

[91]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第159页。

[92]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77页。

[93]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第25页。

[94]同上，第24页。

[95]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42页。

[96]同上，第141页。

[97]同上。

[98]对于到底谁能代表中国文化，方东美前后的表述有所不同，前期他认为是儒道墨，后期在研究了佛学之后更改为儒道佛。

[99]刘岳兵：《方东美的美学致思和情感世界》，《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

[100]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65页。

[101]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14页。

[102]同上，第141页。

[103]同上，第152页。

[104]同上，第145—146页。

[10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98页。

[106]同上，第98页。

[107]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61页。

[108]同上，第43页。

[109]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61页。

[110]同上，第142页。

[111]同上，第59页。

[112]同上，第102页。

[113]同上，第35页。

[114]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01页。

[115]同上，第52页。

[116]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48页。

[117]同上。

[118]同上，第102页。

[119]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7页。

[120]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71页。

[121]同上，第73页。

[122]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96页。

[123]同上，第102页。

[124]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06页。

[125]沈清松，李杜，蔡仁厚：《中国历代思想家【二十五】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4页。

[126]刘述先：《方东美哲学思想概述》，《中国论坛》，卷四十，第七期，见《方东美传记资料》，朱传誉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