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认为，纯正的希腊哲学乃是悲剧时代的哲学，其各宗派之间于思想观念上虽不无分歧，但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体认上，却是基本趋同的，即均认为“自然奥衍，奋运生机，万象毕出，孕育人类，人类蓄德，含弘光大，冥观遐想，契合自然”^[107]。应该说，“希腊人对待物界我境，真意溶溶，故能契会内外，融贯天人，合德无间”，^[108]换言之，这种契合无间的天人关系，既不是以人为自然之顺民从而屈人以就天，也不是以自然为虚构之影像从而强天以从人，而是“自然之属性与人类之素德两相增益，一体俱化”^[109]的完美状态。

然而我们亦须注意的是，与中国人将宇宙看作是冲虚绵邈的系统不同，希腊人的宇宙构成形式，貌似一个一体三相的太极图，含三为一，“天苞其外，人居环中，国家社会联系于其间”，也就是说，天是宇宙的全体，而人只是宇宙的部分，因此，希腊人的天人和谐乃是“部分”与“全体”的和谐，即“实质和谐”，对此，方氏有言，“一种组织，不论体制大小如何，其形式圆满无缺；其内容充实无漏者，名曰实质和谐。”^[110]可见，在方东美看来，宇宙对希腊人而言乃是一个质实圆融的形体，其空间范围狭小有限，时间次序亦简略有尽。

希腊民族生活在这个具体而有限的宇宙中，其目之所视，耳之所闻，手之所触，以及心之所思，都是现实的境相，人的一切创造活动也都集中在可感知、可亲验的物象上，其“仰观天运之象而严得其序，俯察地形之宜而确定其理，上下四方，往来始终，处处都能范围天地之化，会通万象之变”^[111]，正是在此基础上，希腊人生出了一种所居而安，所乐而玩，识情明趣，妍虑悦心的生命状态，其思想亦因能够体合生命之径向而毫无溢妄，正所谓，“希腊人观感宇宙，体察人生，情之所钟，理必应之；理之所注，情必随之；情理圆融，物我无间”，^[112]事实上，这便是真正的希腊智慧之精髓——悲剧精神由之所出的原因。方氏借用萧伯纳的说法，将希腊人生命中充溢着的悲剧精神界定为“从心所欲”的悲剧，指出其特点是“虽着重幸福的结局，愉快的后感，但并不侬薄佻巧，一味求乐”，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是“以深透回远的痛苦润饰而成之美型。”^[113]具体言之，希腊人的内心原有十分严重的忧患意识，觉得宇宙当中充满狂诫大患，自身生存也危机重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抱之以畏惧不前和侥幸苟免的心态，而是昂首挺胸，希冀着以对生命之痛苦的忍受来获得对人之尊严的证明，在这种艰苦卓绝精神的操持下，人生的一切忧患和恐惧也就都成为达至完满生命路途中的点缀，可见，“希腊人之情蕴，沉雄壮阔，可以包举宇宙而产生伟大的和谐，其生命精神之播迁，纵演成悲剧而不沦于枯寂之境。”^[114]因此，其生命精神才能始于悲剧，而终于喜剧。(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方东美指出，这种情理圆融的悲剧精神对希腊文化艺术产生了内、外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就其外在表现形态而言，首先，因为希腊人看重现实世界，所以其创作便倾向于体合宇宙形态，以具体物像为圭臬，这一创作取向使其作品整体彰显出一种整秩齐洁之美。比如希腊的悲剧诗讲求动作统一律、空间统一律、时间统一律；建筑主张左右之对称，上中下之比例，前中后之均衡；雕刻遵守中分律，即从头顶画一直线，通过脊骨至立足地，其中分线必经过鼻尖肚脐及两足中间三点。其次，希腊人的艺术理想在摩略物象，逼肖其真，写人状物都充满了一副宁静的意态。再次，希腊艺术的总体风格是质实厚重。希腊雄浑的建筑，堂奥既极充实，外面复以许多圆柱拱卫着，不露一点一丝的锋芒，有时砌石向外伸展，倾斜护持状，其距离之远近，都呈一种匀称稳妥的姿势。^[115]

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人的这种情理圆融的悲剧精神衍化为支撑博大精深之希腊文化结构的“大安理索斯”精神和“爱婆罗”精神，从而于内在精神上对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言之，“大安理索斯”象征豪情，表现为文学艺术中的创造精神，而“爱婆罗”则代表一种广大悉备的理性精神，主要流行于科学与哲学当中。在方东美看来，悲剧时代的希腊人“独能以豪情运正理，故常恢恢旷旷，表现瑰奇伟大智慧”，^[116]其以艺术心眼同情地透视宇宙人生，纵遇极诞妄的意境，也能体察入微，显出其中极为笃实的真相，令一切亏蔽折夺的颓情均无从注入。而在苏格拉底之后，希腊哲学、文化则由盛而衰，因为他将“知识”作为判断宇宙真相，分析社会构造，计量人生美德的唯一标准，从而使得这种对理智的过度强调消解了“情”在人生命精神中的重要意义，“知识诚可以对镜照理，考覆智符，但仅凭理智不能生情，情亏而理亦不得不支离灭裂，渐就枯萎矣。”^[117]恰如雅典文化，其正理荣光昭明至于极度，便渐使生命豪情浩气，蔽亏隐匿，趋于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