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家看来，“自然”（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一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因此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之间是交融互摄，俱化为一的，绝不存在任何对立与矛盾，“宇宙之至善纯美挟普遍生命以周行，旁通统贯于各个人；个人之良心仁性顺积极精神而创造，流溢扩充于全宇宙。宇宙之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终觉协和一致”^[100]。方东美将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这种交融关系描述为“广大和谐之道”，同时指出此种关系的建立乃得益于中国人对“中和”之至高美德的执守。具体言之，中国人顶天立地受中而生，天之创造力及地之化育力即在此交和，因此其必要“履中蹈和”，明白正己与成物不可二分，从而在旷览宇宙时保持广阔的视野和宽大的心胸，做到忠恕体物，尊重、保护和实现宇宙中各种形式的个体生命，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完成其所以为人之至德，以此达至与万物的和谐共生。由此看来，在这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大系统中，个体生命一方面要摄取宇宙生命来充实自我生命；另一方面又推广自我生命去增进宇宙生命，相互体贴、彼此感应，正所谓“生命凭恃宇宙，宇宙衣被人生，宇宙定位而心灵得养，心灵缘虑而宇宙谐和，智慧之积所以称宇宙之名理也，意绪之流所以畅人生之美感也。斯二者均造极诣，则人我之烦惑狂乱可止，而悦心妍虑矣。”^[101]这是方东美对中国人“情理圆融”之生命精神的最好注解。

中国人对这种圆融和谐之天人关系的体认从根底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建构，方东美指出，以老孔墨为代表的传统哲人成就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妙性文化”而存在的事实，“老显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爱之圣情。贯通老墨得中道者厥为孔子。道、元、爱三者虽异而不隔”^[102]，而“不隔”之原因，不但在其所崇尚的天命、道本和天志皆属生命之源，更重要的是，孔子提倡的“忠恕”，老子言及的“慈惠”和墨子发扬的“爱利”，又同为生命价值实现的途径，其基本价值立场在于“生生和谐，同情体物”。可见，中国人以妙性知化（挈幻归真），能够视万物浑然一体，进而待众生一律平等，“存其心如生，成其德无息，博者因其博，约者因其约，无有偏私隐曲”^[103]，这就是“平等慧”，方氏认为这种智慧被衍化进了中国文化的诸多门类，比如建筑、绘画及文学当中，“中国建筑之山回水抱，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形成园艺和谐之美”，“六法境界之分疆叠段，……隐迹立形，气韵生动，断尽阂障，灵变逞奇，无违中道，不失和谐”，“中国各体文学传心灵之香，写神明之媚，音韵比协，声调务谐，劲气内转，秀势外舒，旋律轻重孚万籁，脉络往复走元龙，文心开朗如满月，意趣飘扬若天风，一一深回宛转，潜通密贯，妙合中庸和谐之道本”^[104]，应该说，中国文学艺术所显发的这种空灵而又富于蕴藉的神韵气质，充分体现出其对所谓“中道”精神的一种深入灵魂的领会。(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文化既是展现一个民族精神生活之内美的媒介，同时也是激发其执守价值的有力手段，恰如方东美所指出的那样，“生命之善或价值之光都不是自然的礼物”，^[105]中国的先哲固然认定了人之生命先天所具有的善性，但若要保证在生命的创化历程中尽可能地完成天赋之生命的一切潜能，不留有任何遗憾，则必须倚靠文化这一人类后天成就的德业，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激发人的精神觉醒，将自然生命转化提升为人文生命，从而展现出生命的崭新气象，显示出生命的恢宏格局。另外，对中国人而言，因其“先天的禀赋与善性浑然同体”，所以“后天的德业更应与善性浩然同流”，^[106]其结果必然是，人与宇宙之间交相互摄，共同创进，个体生命因宇宙生命的润泽而得以滋养，宇宙生命亦因能够周遍全局而得以成全，中国文化中一切至善至美的价值理想，尽能够随生命的和谐流行而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