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探讨了方东美生命美学视野下的儒道佛三家的生命美感类型，应该说，自其外在表现视之，三者之间各不相同，儒家借道德充实生命，道家依虚静超脱生命，佛家准智慧解放生命，然就其内在精神而言，却又是殊途同归的，它们均以充分发挥生命的创造精神和价值为要旨。与此同时，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展现出的这种创造性的生命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恰如方东美所指出的，“生命以情胜，宇宙以理彰。”^[93]“宇宙人生乃是一种和谐圆融的情理集团，分割不得。科学不能违情以言理，犹之哲学不能灭理以陈情。科哲合作，理情交得，然后人类思想与文化乃臻上乘，否则理彰而情乖，或情胜而理屈，都觉轻重失平。二者有其一，则思想之破绽立显，文化之危机必至，人类活泼泼的生命精神势将支离灭裂枯索萎绝了。”^[94]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在探讨宇宙人生问题的过程中始终从一元论出发，坚持二者的相互贯通，将宇宙视为整个生命之美创造与展现的场所，并以“生命之情”和“宇宙之理”的圆融为自觉诉求，才使得中国人生命精神中所洋溢的积健为雄、乐观向上之生命情调能够得以充分彰显。

不过，如果只是将眼光拘囿于中国传统哲学内部，显然无法显现中国传统生命精神之独特性与优越性，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方东美在《生命情调与美感》《科学哲学与人生》及《哲学三慧》等论著中，以宏阔的视野，将中国文化与希腊及近代欧洲文化进行了互对，从而更加突出了中国文化在弘扬生命精神方面的优越性。具体来说，方东美将寄于全民族文化精神的哲学智慧称为“共命慧”，指出对之可从体、相、用三方面进行理解，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体一相三而用运体相”，在此基础上，方氏认为：“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慧相为尔我相待，彼是相因，两极相应，内外相孚。慧用为创建各种文化价值之标准，所谓同情交感之中道。”^[95]相比之下，“希腊慧体为一种实质和谐，……慧相为三叠现。慧用为安立各种文化价值之隆正”，^[96]而对于欧洲哲学而言，“欧洲慧体为一种凌空系统，……慧相为多端敌对。慧用为范围各种文化价值之典型”^[97]。

方氏对共命慧在理论层面所做的说明是较为抽象的，要真正感知和理解每个民族共命慧的深密意义，还得倚赖对作为各民族生命精神之表彰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世界各民族的生命精神都有各不相同的文化体现形式，中国无疑是以老、孔、墨^[98]三家为典范，希腊是以“大安理索斯”“爱婆罗”“奥林坪”为代表，而欧洲则体现于“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三种精神当中。应该说，不同的共命慧所确立的文化价值标准，及其所彰显的生命精神都是不同的，“他比较东西哲学与文化以及对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阐释与弘扬，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各自生命情调与美感的探幽显微和对理想境界的精心构筑上。”^[99]我们首先将方东美言及的希腊人、近代西洋人、中国人，和后由刘述先进行了补充的印度人之生命情调以下表陈列出来，而后再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论证。以下试述之：(www.daowen.com)

2　方东美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中实际上并未对印度做出说明，此处是刘述先的一个补充，他说：“东美师既未作出印度文化之戏剧表现与生命情调，后生自难妄议，但于理则无理由不能把这种描绘扩大应用到印度人。”同时他还指出：“东美师极赞印度人之超越向往、体证，而不满其鄙弃现世之态度。但其传统智慧因西化入侵而失坠，其情况与我国正相仿佛，目前遭遇一严重文化危机，处境也与我国相近。将来世界是否为西方的刺谬、虚无的文化整个吞灭，则端赖我们这些古老文化能够复兴我们文化内在含藏的智慧种子，与现代接头，创造新的综合，才可望超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鲁莽灭裂、矛盾冲突的可悲境地。”（刘述先《方东美哲学思想概述》，《中国论坛》，卷四十，第七期）可见，刘述先将代表着古老东方文明的中国和印度文化放置在一起，希冀其能够在完成自身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引导人们走出文化的困境。事实上，方氏虽然在此未提及印度文化，但其本身对印度文化是十分推崇的，尤其对诗人泰戈尔赞誉有加，后文将有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