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生命在奔进的途中并不是一往无前，毫无窒碍的，作为一种精神创化的力量，其运动方向是向上的，但却会遭遇到向下运动之物质的压抑与阻碍。从此种意义上讲，二者之间是相反对立的，但柏格森认为，从宇宙生生不息的创化历程来看，二者同样也是协调统一的，因为正是其间的矛盾构成了变动不居的宇宙图景，这体现在：生命一方面利用物质，将物质加以重新组织，从而形成新的生命；另一方面它也必须适应物质，接受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并用理智来处理物质，托住物质使其停止下落，并在物质中寻找自由的出路。^[23]可见，柏氏最终要强调的是生命冲动的自由创造本性。而方东美指出，与柏格森相似，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抑或佛家均认为宇宙中蕴藏着神秘而无穷的创造力，同时，这种由天道所生的神秘创造力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碍的，它是自生的，因此亦是自由的。

对儒家来说，方东美认为，其精神就在于表现出一种气魄，即将自己的生命中心理解为宇宙生命的中心，应该说这种气魄是《周易》给予的，《周易》“虽然也在万有之前假定了一个宇宙的创造力，但是人在承受了这种创造力之后，就变作人的根本创造冲动，变作人的浩然之气，可以贯通天地。在这么一种情形之下，人才能成为万物之灵长，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力量。这个创造力能够同别的创造结合起来，而不必承受它的束缚。”^[24]事实上，在方东美看来，之所以原始儒家与汉代的儒家思想大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它保持了人类内在的从创造力所发泄出来的精神自由。因为在原始儒家看来，人站在生命的立场上秉承上天之创造冲动，培养自强不息的浩然之气，并将其扩展到一切生命之境，因此，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向上可以指向一个精神领域，从那个精神领域绵延到人存在的这个中心。这个高尚的价值理想可以在人的生命上面实现，而同时人类的存在又不落空。所以人的任何生命，不管在精神价值上怎么样高，他的现实存在还是在物质的基础上面。于是那个生命中心里，可以向下面同物质一切因素衔接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生命进程是在物质基础与价值理想两重力量的交叉点，然后在那个地方，向前推进。”^[25]可见，生命是一个精神与物质浩然同流的境界，“在生命的交叉点上，把理想价值的世界——所谓精神领域——回归到生命中心里面来；然后对于物质世界上的一切条件，一切力量，也拿生命的进程来推进，以它来维系生命，变成生命的资粮。”^[26]这样，在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创造进程中，其物质与精神能够消解对立与矛盾，不受任何空间或时间的束缚，从而达至完满与自由。

与儒家一样，道家创始人老子对殷周之际存留下来的中国古代遗产也进行了哲学层面的继承和改造，首先，老子将束缚、钳制人类自由的主宰之天转化为非宰制性的“道”，方东美指出，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真相，“道”处在宇宙生命的最高位，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真正高超的自由精神，它“既公且大”，“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样，“宇宙的现象从它的本体流露出来之后，就完全让它自由自在地发泄其妙用”^[27]，在此情形下，一切生命体的创造自发性都将得到保证。继承了老子的相关思想，庄子更是将“道”投射到无穷的时空范畴当中，使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精神生命之极诣。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大鹏遗世独立、飘然远引，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往来并生，充分表现出一种同宇宙相契合的生命创造能力，这里体现出的思想内涵在于：一个人只有化除掉个体精神与广大宇宙的对立，投入宇宙里面的造物主，而后才能在精神上变做造物主的化身，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境界，因为“这样一来，（人，笔者注）就成了庄子所谓的‘真君’‘真宰’，在精神上取得自做主宰的精神自由！”^[28]。(www.daowen.com)

在方东美看来，不光是儒家和道家，即便是佛家，其所讲“菩提道”也是要通过以否定的态度看透宇宙一切表象，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大解放和彻底觉悟，“所谓‘菩提道’是将一般人认为真实的世界，用‘缘生法’找出它构成的因缘条件。如果不能超出此种束缚，生命必在烦恼圈中永远不止地轮回；如果能够看穿现实世界生命构成的条件，人类生命如何附着在世上的道理，就不再受这套思想的束缚，因为缘生网是假的。思想解放之后才能成立更高的智慧。”^[29]因此，大乘佛学各宗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关于全部世界的缘起论，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达至终极智慧，“然一旦臻于圆智统观，则莫不泯入理想圆融之境，斯即一真法界，弥贯一切。于兹理想之一真法界中，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多相摄互涵，一切与一切互具，融熔浃化，契合无间，凝成整体统一”，^[30]由此看来，佛家关注的核心依旧是由生命的当下体验中证悟，并进入解脱烦恼的精神自由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