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实质而言，方东美源于生命创造的美学观，是借鉴西方生命哲学资源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加以阐发的结果。就西方生命哲学资源而言，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和启发较大，在该书中，柏氏主张超越对生命目的论和机械论的两种认识，认为前者将生命视为对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规划的实现，而后者则将生命的全部活动缩减成人类活动的某种形式，它们均不能达至对生命的深度测量。而在他看来，生命是一股不断向前创进的冲动，因此他提出“生命冲动”这一概念，并指出“生命冲动”是神秘地处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一种力量，它仿佛是一条无底岸的永远保持延绵流动的河流，“这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状态都预示着以后，又包含着以往”。^[7]而且这条“生命冲动”的河流在无限的创造力的引导下不断向前奔进，向着更为复杂和高级的方向发展，因为“生命从起源开始就是同一个冲动的延续，它分成了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通过一系列的增添，一些东西成长发展起来，而这些增添就是许许多多的创造。”^[8]也正因如此，柏氏认为，“生命冲动”及其内涵的创造力支配着宇宙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进化和发展，它使生命之内在形式变得愈来愈丰富，并不断生成新的生命。

在方东美看来，柏氏的上述观念与中国传统儒道佛的宇宙观有很大的契合之处，他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宇宙绝不是一个由物质存在的机械活动构成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之境，普遍生命携创造之冲动向前推进，一方面范围天地，致使其在空间内无一处不是交彻互融的；另一方面生生不息，从而在时间中无一刻不是发育创造的。^[9]显然，这是方东美以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理论为基点对《周易》所做的创造性发挥，在他看来，“周易的根本思想是在人类生命是一个浩然的创造冲动。”^[10]的确，《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11]，又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2]“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13]而方东美就是将“生”对应为英文中的“creativity”（创造），这样，从生命创造的角度对之进行解读，乾元就成为贯注在宇宙当中的一种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其以大生之德孕育万物，而坤元则为地面上的生命冲动，其以广生之德，滋养支持一切生命的活动，“‘天’是周易的乾元，是创造性的大生之德的一个枢纽；而‘地’是培养一切生命、孕育的枢纽。”^[14]如此一来，由“乾元”与“坤元”二者配合而成的“广大悉备的天地生生之德”便作为一种不断向前推进的创造之冲动，使宇宙自无至有，自有而至大有。

方东美认为，与儒家一样，道家也着重于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其核心概念是“道”，《老子》对之这样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6]由此可见，“道”是万物创生的根源，且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一种自发的精神力量，不断向下贯注。儒家也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7]。所以它们都是将宇宙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充满创造力的整体。二者的不同就在于，儒家对宇宙的创进持乐观态度，认为在“有”的世界里面能生发出一种创造的能力，而后便透过生生不已的程序产生万物，但道家却并不认为宇宙的创造力是永不枯竭的，而是指出其向下发洩，可能会陷入衰退、萎缩，一旦如此即需寻找到新的能源动力，所谓“归根复命”，就是“要在宇宙万象里找着天地之根，再找着大道的根源。”即“自有而至无”，“道为命运的最后归趋，万物一切的创造活动在精力发挥殆尽之后，无不复归于道”。^[18]基于此，方东美认为，在儒家的思想衰退之后真正能够对其加以拯救的正是道家。(www.daowen.com)

此外，柏氏还将“生命冲动”称为“意识的绵延”或“真正的时间”，认为它催生了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意义上被空间化了的时间，即作为“绵延”的真正时间，“所谓绵延，不过是过去的连续进展。过去总是紧紧咬住未来，逐渐膨胀，直至无限。”^[19]也就是说，任何瞬间都是相互独立又交融互摄的，既无开始也无终结，而方东美透过此看到了《周易》所言“时之义大矣哉”中所体现的对时间的重视，以及“轮转而无穷”的运动原则，“只有所谓‘变易’的方式才是一个创造的进程，但要把过去的缺点淘汰，使得过去的优点集中在现在，然后以这个现在为一个跳板，再依据一种持续的创造过程，把现在转变成为未来，如此就保持了一种时间的持续性，一种历史的持续性，然后才可以讲创造。而这种进程所说明的时间是一个回旋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结构。”^[20]在方东美看来，《周易》中所展现出的时间观与柏格森《创化论》中的时间观的相似之处，都在于从生命创化的角度，否弃了线性时间存在的可能性或合理性，在这里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的“回旋”式时间结构，意味着人既能在前进的历程中含摄过去的一切优点，将其投射到现在，又能带着现在伟大的创造力奔向未来，“在此一种体验之下，思想家可以瞻前，也可以顾后，又可以把握现在，对于时间上这三段，都不至于落空，而把一切最优良美好的价值都集中在人的创造生命中。”^[21]

也正是基于此，方东美批判了希腊哲学的时间观，他指出，希腊人湮没了时间的重要性，把时间的体系空间化了，表面上看，希腊人的时间观似乎还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性，但事实上这种时间的连续性存在都被化为现在的影像，尤其是希腊几何学发展所形成的空间构架，把整个宇宙都囊括了进来，导致希腊人对时间的度量变成了对空间的度量，因为线性时间上的点尽管在画的时候有先后之分，可在画好之后就同时共存于一个空间当中了。希腊人的这种时间观念影响后世，支配了整个西方对于时间观念的思想，西方科学及近代西方哲学在柏格森和怀德海之前，包括笛卡尔、牛顿、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均持此观点。方东美认为这种观念对欧洲人的历史观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即以为过去不重要，因为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因此现在才重要，同时现在又将演变为未来，这样未来就只是一个前瞻的现在，结果是一到现在就忘了过去，可现在又会马上变为过去，所以只能把握现在期待未来，方东美认为，西方人的这种时间观念看似是现实主义，其实是未来主义，这是导致西方历史产生不连贯效果的重要原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