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国的形上学既是一种机体形上学，那么我们就应当视宇宙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其中，人与宇宙同体、与万物同一，即就是说，天与人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和谐之原因就在于“普遍生命”在二者之间的流贯。

（一）宇宙：普遍生命的流行之境

方东美指出宇宙是“空间”和“时间”的原始统会，“上下四方的三度空间叫做‘宇’，古往今来的一系变化叫做‘宙’”，^[70]当然这并不是说宇宙是时间与空间的联接，其二者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分割性的，乃是一个“所有存在的统一场”。近代物质科学的发展使西方人将宇宙认定为一个冥顽的物质系统，“只是由质与能的单位，依照刻板的机械定律，在那儿离合变化所构成”，^[71]但这在中国人看来，远远没有囊括宇宙的全部构成，因为宇宙中除了有物质而外，还存在有精神，二者浑化一体、浩然同流，其原委都是生命，就此而言，中国人的宇宙是一个精神与物质浩然同流的生命境界，即方氏所言的“普遍生命”之境界，他指出，“‘宇宙’，从我们看来，根本就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毫无隔绝。因此，当我们生在世上，不论是以精神寄物质色相，或以物质色相染精神，都毫无困难，物质可以表现精神意义，精神也可以贯注物质核心，简单地说，精神与物质恰如水乳之交融，圆融无碍，共同维系着宇宙人类的生命。”^[72]可见，中国人眼中的宇宙从来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其间万物无一不含藏盎然的生意，彼此之间无一不交彻互融，并且共同在时间的历程中不断发育创造、宣畅完满之自由。

同时，也正是由于宇宙是一个生命的领域，而不单纯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所以它既囊括万有，又不凝滞于物，能够摆脱物质所带来的窒碍，在形体有限的前提下，发挥出无穷的势用，进而显现出“冲虚中和”的特征来。方东美指出，事实上，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具备一种才能，那就是只要遇着有形迹、生障碍的东西，都能做到毫不黏滞，而是试图将其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现象，因为“所有生命动力与生动气韵原都在空间展开，但‘空间’由物体所占，并不是没有滞碍的，若是滞而不化，将会使生命才情难以自由驰骋，所以，为了确保生命驰情无碍，我们就必须想法子克服‘空间’所造成的窒滞，此所谓‘实者虚之’，借着精神空灵的妙用，来玄览物质空间的实体”，^[73]方东美指出这正是中国思想神妙之处，基于此，“儒道两家观察宇宙，皆去迹存象，故能官天地府万物而洞见其妙用。”^[74]不过，问题在于，中国人又是如何能将有限的宇宙形体点化成无穷的空灵妙用呢？方东美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能够守住“中和”的至高美德，从而保证了眼光绝不偏颇自私，心胸绝不狭窄顽固，行动能够保持大本，生命能够遵循大道，正如方氏所言，中国人“能够放旷慧眼，玄览宇宙，处处使自己对‘道’执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就是对宇宙和悦相应，中正不偏，所以在‘德’上就能忠恕体物，使万物都能同情交感，对一切万有更充满喜悦和欣赏赞叹。”^[75]这表明，中国人的智慧在于，其心中的宇宙绝不是呆滞僵化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开放世界，它时刻邀人们参赞化育，与之共进以臻于无穷。与中国人的这种观念相比，西方人的生命中就没有类似智慧，他们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不断向外拓展，视宇宙为一无穷的物理空间，从而企图对之强行征服和控制，因此在他们眼里，天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紧张，两者永远是征战不休的。

由上可见，中国人极其能够领悟“实者虚之”的道理，“实者”指向物质，而“虚之”则是以精神对物质实施的点化，由此，在中国人的这一“普遍生命”的宇宙当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二者呈现出了融贯一体，毫无隔膜的基本状态，“一切至善至美的价值理想，尽可以随生命的流行而充分实现。”^[76]事实上，具体到中国哲学的儒道佛各家来说，儒家将宇宙超化为道德园地，道家视之为艺术天地，佛家则认其为宗教境界，但无论如何，这些不同的领域最终合化为一个普遍流行的生命整体，这一生命整体绝非有机体的数学总和，而是深具价值意蕴的心物和合的理想之境。正如方氏所言，“我们知道如何在物理世界掩其实体，显其虚灵，世界真相因此而展现，‘真’的领域因此而显豁，‘善’的提升因此而完成，‘美’的创造因此而实现，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在智慧上所表现的特别本领。”^[77]

方东美指出，中国人的“普遍生命”的宇宙观有着比西方思维的优越之处，西方人，尤其是近代欧洲人在物质科学的引导下彻底漂白了宇宙存在的价值之维，在他们看来，价值只依托在物质世界之外的超越领域，而作为物质世界的宇宙无所谓有否价值，然而，恰恰是这种对价值论在本体层面的悬置，使得西方人长期陷于主客的对立和割裂，并为现代性危机埋下了隐患和伏笔。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向来承认，我们无法外物质而言价值，只有透过“普遍生命”之流行点化万有，融合物我，整个宇宙才不是简单的物的堆积，而同样也是一个沛然的充斥着无限价值的道德境界，也是一个盎然的充满无限生机的艺术园地，而这种真善美圆融合一的“普遍生命”的流行与创生，正是宇宙的本然状态。

（二）个体：协和普遍生命的人格提升和价值创造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78]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构建上的突出特点，即并不把宇宙当作是一个纯粹自然的，或者说是物质的存在，由此来探索某种符合必然之理的宇宙法则，获得关于宇宙的知识，而是将它视为精神的价值领域，并将其中的价值最终落实到人的现实生命中来实现，就此而言，“人”及其价值实现，是中国人“普遍生命”的宇宙本体论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中国生命宇宙观的落脚点和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人存在于至善至美的“普遍生命”流行的宇宙之中，就要对其奋起效仿，依靠自身个体生命的努力，将潜含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巨大能量激发出来，从而成就不朽的价值。就此，方氏指出：“宇宙之至善纯美挟普遍生命以周行，旁通统贯于各个人；个人之良心仁性顺积极精神而创造，流溢扩充于全宇宙。宇宙之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终觉协和一致。”^[79]可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正是人与宇宙在价值层面的相互贯通与提携，才成就了“普遍生命”的创造不息，生生不已。

具体来说，一方面，宇宙的“普遍生命”在其创化的历程中，挟其美善价值贯注于人类，而另一方面，人类在其感召下，也秉承无穷的创造生机以臻于完美的境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神性同其工”，成就理想的精神人格，以求得最高价值理想的实现。在这个相互提携的过程中，个人所完成的价值创造究其实质而言就是配合宇宙普遍生命之创进的人格提升，它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由生命本体的宇宙观出发而树立的基本致思路向：即在宇宙与人的生命——价值共通体中，实现个体生命的圆满与个体人格的不断超升。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儒道佛各家莫不如此，例如儒家主张人在天地间要不断地尽心成性，实现自我，成为“圣贤”，道家主张个体追求永恒的逍遥解放，进而成就富有“诗人”气质的人格存在，而佛家则是要以先觉的精神来超度人间苦难，其人格理想有如西方哲学之“先知”，儒道佛三家分别体验了“普遍生命”之宇宙所含藏的道德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

方东美还指出，近代西方人在哲学上的二分法把世界与人截然相分，使其分属不同的系统，拥有各自不同的内容，这样便导致了天人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宇宙的有机统一，“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80]而作为中国本位思想的儒家同道家，都是认为这个宇宙应当是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一，然后在其中安排人类生命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普遍生命”之宇宙同时也是一个兼具美善价值的系统，因此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灵人格，都要处处同宇宙整体价值系统相感应。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融贯型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宇宙万物均是以生命为本体的，彼此之间能够达到一体合流，圆融无碍、和谐共生，实际上就是强调“个体化归于宇宙之间，建立一个万物圆融无碍、生生不息的自由宇宙。”^[81]可见，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是极其圆融的，即宇宙与人不分，同时，上层与下层不分。

正是基于上述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方东美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佛各家，认为它们不仅在理论方面有其建树，形成了高拔的思想和完备的体系，而且还成功地回向人之现实生活，在对其进行引导的过程中成就了自身的生命意涵，体现了哲学对现实生命的价值关怀。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理论知识一经形成，儒家就将其转变成了躬行实践的生命哲学；而道家虽然在老子那里还只是纯粹高拔的哲学智慧，然而到了庄子，就成为有关生命的言说与表达；佛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尽管僧肇根据初期传译的佛经，形成了佛学纯理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道生却对之进行转变，成就了佛学中的“佛性论”，以此来指导人的精神生命，为生命的自由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82]也正是因此，方东美认为，中国人的学问的确是有关“普遍生命”的学问，作为一个哲学的本体概念，它呈现出中国人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一种天人融贯、真善美合一的生命价值系统，“从本质上看，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则不同于西方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柏格森等人以‘生命本能’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把生命活动看成本能和欲望的拓展。方东美则发扬儒家的思想传统，强调人类生命的精神价值、伦理价值，认为生命活动的真谛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人应该将‘物质的生命’提升为‘精神的生命’，不断实现人格的超升。这表明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是一种理性主义、道德主义的哲学。”^[83]

以上是我们对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所做的说明，应该说，他对普遍生命作为宇宙本体的体认，以及对生命的创化之理所做的概括，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只是他在回归《周易》的同时，又通过借鉴中西方其他的哲学资源对之做了更为开放的理解和阐释，我们说，以“生命”为本体来阐释对“美”的认识，是方东美生命美学的起点，也是其生命美学体系构建的根基。因为方东美所体认的生命之美，实际上就生成在天人交融互摄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个体生命摄取宇宙生命来使自我生命变得更加充实；另一方面又要将自我的生命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地去增进宇宙生命，二者和谐交互，在实现善的同时也成就了美，因此，这种美的本质即是普遍生命的流衍变化，创造不息，正所谓，“宇宙之美寄予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而我们要理解并实现天地之美，就该深体天人合一之道：在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中把握人类的生命精神，以人类的生命精神体证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使一切个体生命都深契大化生命并与之浩然同流，从而共体至美。

事实上，成中英也非常看重《周易》的美学含义及价值，他在新著《美的深处：本体美学》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中国美学的发展，不能不站在中西哲学发源的高峰上，对中国哲学中的本体宇宙哲学的易之道或易的哲学有所汇通与解悟”^[84]，基于此，他高度评价了方东美和宗白华所倡导的生命美学，及其对中国易儒道释传统的重视，并将其定义为“本体美学”，同时指出这一所谓的本体美学“就是要回到美感直觉、美感体验与美感判断的内外在基础上，去体验、认识、发现与创造美的价值，并统一于具体的生命意识与生活实践”。^[85]应该说，对方东美生命美学此一界定是准确的，王晓华在《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提出方东美的生命美学是“以宇宙为场域的个体生命美学和以个体（生命）为起点和目的的（宇宙）生命美学。”^[86]这与成中英的观点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即他们均认为方东美的生命美学乃是根源于他在《周易》当中所体贴出来的本体宇宙论，正是这一来源使其生命美学明确地体现出了融个体和宇宙为一体的关键性特征，一方面，宇宙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及活动之所，而另一方面，个体的生命活动亦增加了宇宙的价值与意义，二者就是在这种交融互摄中实现了善，也创造了美。

【注释】

[1]蒋国保，余秉颐：《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2]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61页。

[3]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79页。

[4]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31页。

[5]同上，第130页。

[6]同上，第135页。

[7]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58页。

[8]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59页。

[9]同上，第160页。

[10]杨伯峻：《孟子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4页。

[11]朱熹集注：《大学、中庸、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世界书局本影印，1987年，第11页。

[12]蒋国保，余秉颐：《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1页。

[13]余秉颐：《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江淮论坛》，1998年第4期。

[14]［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南京：译林出版社，肖聿译，2011年，第35页。

[15]同上，第37页。

[16]［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南京：译林出版社，肖聿译，2011年，第227页。

[17]同上，第229页。

[18]同上，第227页。

[19]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20]同上，第5页。

[21]同上，第30页。

[22]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38页。

[23]同上，第147页。

[24]同上，第160页。

[25]［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杨富斌译，第73页。

[26]同上，第109页。

[27]同上，第407页。

[28]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340页。

[29]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340页。

[30]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35页。

[3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23页。

[32]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284页。

[33]［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杨富斌译，第11页。

[34]方东美：《方东美演讲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第45页。

[35]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45页。

[36]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149页。(www.daowen.com)

[37]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11页。

[38]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149页。

[39]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368页。

[40]吴森：《比较哲学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78年，第192页。

[41]刘述先：《方东美哲学思想概述》，《中国论坛》，卷四十，第七期，见《方东美传记资料》，朱传誉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42]张肇祺：《先师东美先生“生生”之大德》，《哲学与文化》，第八卷，第七期。见《方东美传记资料》，朱传誉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43]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52页。

[44]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第223页。

[4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27页。

[46]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27页。

[47]同上，第128页。

[48]同上。

[49]同上。

[50]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28—129页。

[51]同上，第129页。

[52]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53]同上，第239页。

[54]同上，第98页。

[55]同上，第246页。

[56]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31页。

[57]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58]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1页。

[59]同上，第233页。

[60]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32页。

[61]同上，第134页。

[62]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19页。

[63]同上，第134页。

[64]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32页。

[65]同上。

[66]同上，第133页。

[67]同上。

[68]同上。

[69]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33页。

[70]同上，第114页。

[71]同上，第116页。

[72]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17页。

[73]同上，第133页。

[74]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28页。

[7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23页。

[76]同上，第124页。

[77]同上，第121页。

[78]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79]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96页。

[80]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101页。

[81]方东美：《生生之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

[82]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15页。

[83]余秉颐：《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江淮论坛》，1998年第4期。

[84]［美］成中英：《美的深处：本体美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85]同上，第14页。

[86]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