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1916年写就的《穷元决疑论》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柏格森，并将柏氏的“生命”概念译为“生活”，在1921年发表的《唯识家与柏格森》一文中，他更是通过论述佛学与柏氏生命哲学的契合之处，表现出试图通过借鉴融合柏氏生命哲学来激活传统文化的基本倾向，而后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标志着梁漱溟开始了全面吸收、利用和改造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尝试。总体来看，他本之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并努力结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观。

对柏格森关于形而上学的观点梁漱溟曾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去讲哲学就是把从来习惯用思的方法翻过来，康德直以为智慧只是概念作用，除概念外更不会别的了，知识只是数学的，想造一个数学的网，把宇宙笼罩了。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而是‘生命’、是‘绵延’，宇宙现象则在生活中之所现，为感觉与理智所认取而有似静体的，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绝对。直觉所得自不能不用语音文字表出来，然一纳入理智的形式即全不对，所以讲形上学要用流动的观念，不要用明细固定的概念”。^[23]这段话反映出梁漱溟在对柏格森哲学进行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至少关注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一，宇宙的本体是动态的“生命”。其二，对生命本体的体认要诉之“直觉”。

基于对柏格森思想这样的基本理解与判定，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形而上学与之有着相当一致的生命价值取向，首先，中国形上学从来都是讲变化而非静体的，哲学家们只讲一些变化的抽象道理，很少过问实在具体的问题。其次，既然是讲变化，就无法用静止、呆板的概念来讲，只能以抽象、富有玄虚意味的语词来说，与此相应，便只有直觉的方法才能体味其中的奥妙。^[24]同时，梁漱溟还指出，中国形上学的这些内涵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周易》当中，他认为《周易》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同时他用该词来解释变化，“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25]言下之意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而生的，因此均处在一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平衡之中，这种平衡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复归的变化过程当中。

以上是梁漱溟基于柏格森而对中国形上学所做的创造性理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孔子的人生哲学正是对这种形上学最为充分恰当的发挥。梁漱溟认为“生”是代表孔家全部思想的重要观念，他列举了许多孔子对“生”的赞美，比如《周易系辞下》中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26]《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7]《中庸》里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8]还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9]以及“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30]等等，梁氏从这些孔子对“生”的赞美中得出结论，“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自然道理，顶活泼地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31]显然，梁漱溟是在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阐释孔子的人生哲学，就此而言，他开了儒学生命化之先河。(www.daowen.com)

不过，我们也会明确地注意到，梁漱溟常常将“生命”与“生活”之间等同起来，这样的结果便是，梁氏将在柏格森那里作为本体概念的“生命”泛化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行为当中，从而给其打下了伦理道德的烙印。例如他指出孔子生命智慧的核心是“一任直觉”“不碍生机”，就是说遇事无须打量计算，随感而应即可，而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行事，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32]由此可见，人们对生活的判断能力本身就寄寓在人的天性与生命之中，是人所本有的，所以只要保持直觉的敏锐，便能不失规矩地进行活动，而孔子所说的“仁”就是这种“敏锐的直觉”，正如梁氏所说：“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痹。所有的恶，都由于直觉麻痹，更无别的原故，所以孔子教人就是‘求仁’。”^[33]同时，梁漱溟还以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天理流行”来进一步对之做出解释，“直觉敏锐且强的人其要求安，要求平衡，要求调和就强，而得发诸行为，如其所求而安，于是旁人就说他是仁人，认其行为为美德，其实他不过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走而已。”^[34]这种自然流行而日用不知的法则在梁氏看来实际上就是所谓“天理”，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固定化的外在的客观道理，而就是人之自我生命的自然变化流行之理，就此而言，跟随直觉进行发挥就能“成仁”，如若心生理智、算计，反倒成了不仁，也正是因此，孔子才会要求生活中的人们“一任知觉”“不碍生机”，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保持“无欲”，无欲则心静，心静则直觉敏锐，生命畅达无滞。

同时，梁漱溟指出，无欲无私就能不忧，孔子的这种不打量计算的态度就是要让人超越世俗功利的束缚与一己小我的心态，使生命活泼流畅、不凝滞于物，其最终要指向和达至的是一种“乐活”的生命体验。事实上，在儒家传统中，“孔颜乐处”正是这种抛弃了对“私欲”的执意追求，而后达到的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乐不是关系之乐，而是自得之乐、绝对之乐、生命之至乐，从某种层面而言，生命在此状态中显现的是一种源于心灵自由而生成的美感。

梁漱溟在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批评传统、打倒孔子的文化氛围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从作为西方现代性强势话语的柏格森生命哲学中汲取能够激活传统儒学的资源，所有这一切均充分彰显了一个儒者的勇气、担当和智慧，牟宗三对梁氏的相关贡献评价颇高，认为他能够在新文化运动反孔声势最为高涨的时候“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家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35]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梁漱溟是思想家而非学者，由于其“新孔学”缺少对新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建构，因此其相关论说未免失之于破碎与粗浅。^[36]然而，如果从现代新儒家的整体历程中加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梁漱溟无可置疑地开启了现代新儒家致思的一个基本方向，其对儒学的生命化理解本身便已确证了梁氏哲学的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