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现代新儒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坚持中西对话，以期在重释儒学的过程中实现其现代转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多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什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会受到现代新儒家的普遍青睐？有学者分析指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柏氏对科学理性的蔑视和对主体生命的高扬与反知识、重体悟的中国人文传统以及儒家刚健精进、自强不息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相契合。^[22]例如梁漱溟就认为柏格森对“生命”为宇宙本体的基本界定，与孔子对“生”的重视和赞美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认为柏氏为中国思想的发展开了先路。牟宗三也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向度，而方东美更是将儒学视作生命哲学。应该说，正是对中西两种哲学之内在契合的这种认识，才使现代新儒家找到了在现代社会使儒学获得新生的路径，即：援引西方的生命哲学入儒，以重新激发传统儒学的活力。

与之相应，现代新儒家对美的思考也在西方哲学、美学的引导和激发下承继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安顿之用，表现出对人之现实生命的审美呈现和审美建构之关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新儒家的援引并非对西方生命哲学、美学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以其为参照，以自身传统为本位，生发出了对“生命”内涵的全新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生命之美的全新体认，这使得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呈现出了与西方生命美学不尽相同的面相，总体而言这种不同表现在对人文理想与生命价值的极度重视和强调。而就其在现代新儒家诸学者构建生命美学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生命美学在他们这里发展达至的基本状态来说，我们初步认为可以对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发展脉络大致做出如下描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