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新儒家虽然总体上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其与“西化”派的对立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应该说，在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这一点上，二者实际上并无分歧，其争议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应当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现代新儒家对待西方思想观念，并非一味地拒斥与批判，他们只是反对“西化派”在一种对西学的迷信中，不加分别地照单全收，因为在其看来，西方文化自有其优点，但也存在不足和危机，而我们要做的正是以理性的态度从根源上来真正地了解这一切，然后接收其优点，摒弃其缺陷。事实上，正如前所述，现代新儒家基本上都有深厚的西学背景，即使这些学者后来已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位，但是如果详察其运思理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西学对其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例如现代新儒家普遍深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的影响，其儒学思想并非对传统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大多呈现出西方生命哲学的色彩与意味，不论是梁漱溟“新孔学”的构建，还是熊十力“本心本体论”的确立，都与柏氏的生命哲学密切相关，而方东美更是精通西方哲学思想，同时深受柏格森和尼采的影响。在现代新儒家学者中，张君劢甚至在1921年陪梁启超游历欧洲的时候拜访过德国哲学家倭伊铿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柏格森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精神与意识的信仰无疑为他后来“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除生命哲学之外，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冯友兰，曾受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新实在主义的权威人物蒙塔古的影响；牟宗三一生的学问都是在与康德哲学的对判中完成的；而唐君毅、贺麟思想中黑格尔的痕迹较重，尤其是贺麟，终生以研究、传播和弘扬黑格尔哲学为使命。

也许正是基于对西学的了解，现代新儒家才不似“保守派”那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完全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忙不迭地躲避拒绝，他们往往认为，“保守派”对传统文化的过于顽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生硬的执守，其结果只能是在故步自封中使得旧文化的真精神不断僵化，失去它本有的丰富性，“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15]因此，与“保守派”不同，现代新儒家更多的是将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看作挑战，也视为机遇，正如贺麟所言：“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16]由此可见，在现代新儒家学者看来，西方文化中先进的现代性因子的确对传统而古老的中国文化构成了摧毁性的压力，但中国文化若能以此为契机，汲取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从而在推进自身新变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发展点，那这对中国文化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因此，“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而在中西之辩，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而人道享、治道具矣。吾人于西学，当虚怀容纳，以详其得失。于先哲之典，尤须布之遐陬，使得息其臆测，睹其本然，融会之业，此为首基。”^[17]

也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一直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对话，一直努力以西学为参照，挖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有益资源，例如贺麟就曾指出，儒家思想包含了理学、礼教、诗教三个方面，理学是用来格物穷理的，代表了哲学智慧，礼教是用来规范行为的，代表了宗教信仰，而诗教则是用来陶养性灵的，代表了艺术成就。由此，贺麟认为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是儒家思想新展开的三个方向：首先，就哲学层面而言，应该用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会合融贯之后，变得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其次，儒家的礼教一定要以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因为尽管儒家的礼教也富于宗教精神，但是它关乎的毕竟仍旧是现实的人伦道德，因此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更具超越性的质素做引导，正是这一点，致使其很难深入人的精神深处。最后，贺麟还提出要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他指出儒家对诗教与乐教是非常重视的，但乐经的佚失使其式微，对其他艺术门类也较少涉及，因此儒学的兴起要在这一方面多用工夫。^[18]应该说，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探索多是围绕贺麟所指出的这三方面展开的，尽管从总体来看，现代新儒家在哲学方面的相关讨论与研究显然较多，但其他两个方面也无疑是其学术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牟宗三和唐君毅，在构建“道德形上学”之外，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颇为关注的，而方东美等人更是在以上三方面都有一定的关注和建树。(www.daowen.com)

由上可见，现代新儒家并非冥顽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文化自救不是对抗式的，而是以“自立”为前提的吸纳和兼容，“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地位。”^[19]所以，“我们承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成内在的智慧，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20]总之，在现代新儒家的这些学者看来，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认为中国文化完全无用了，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王道，同时也不能夜郎自大，认为西方文化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当中，而中国文化才是最好的文化。正确的做法是真实地回到具体的时代情境当中去，分析彼此之优劣，通过正视西方文化在当下出现的危机从而做到不盲从，同时也不片面夸大其不足而彻底摒弃，要在取长补短中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不断向上生长的生命力。可以说，在现代新儒家的学说中，对西方文化所持的这种开放的精神、包容的态度以及慎思明辨的基本立场已经较之“保守派”和“全盘西化派”有了极大的进步，显示出了更多的理性，也表现了作为现代人所须同时具备的“民族的精神”“世界的眼光”，及“太空人的心胸”。

需要补充的是，现代新儒家的“中西对话”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上的相互借鉴和融通，其中既有援西入儒的自身文化建设考量，同时也有向西方传播中学的理论意向，比如方东美，他有意识地利用一切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哲学，并以其学贯中西的深厚积累和流利典雅的英语表达，为中国哲学正名的同时，也为中国学人正了名，牛津大学麦克慕兰教授声称，“真没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语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语之造诣如是优美典雅，求诸当世英美学者，亦不多见”，^[21]这些努力体现出了现代新儒家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思想面向，说明其并非拘囿于一己之文化，而是有着世界的眼光，他们总是力图将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在交流对话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人类共有的思想宝库与精神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