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困境，现代新儒家始终坚持挺立自家传统，将儒学作为中国人之生命意义的终极依归，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内涵和特质，它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心性结构和内在精神，因此，他们强调只有首先在自己的传统中站稳脚跟，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而后通过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使之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效力，才能恢复和建设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自信，从而重建其在精神层面上对国人的影响力。具体而言，现代新儒家执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批判全盘西化，警惕文化殖民。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显得不堪一击，也正因如此，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作用与意义，有些学者甚至认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代表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有着强烈的价值冲突，只有将其连根拔起，然后输入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应该说，在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这一问题上，现代新儒家从不否认其必要性，但在实现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等问题上，他们则具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与识见，其大都态度鲜明地表示，现代化绝不只是西方化，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们实际上既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也不懂得以同情和敬意看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此种情形无疑是一个民族的大不幸。正如方东美所说，“我们中国一向是文化这样高的民族，历史是这样悠久。但是近百年来同西方接触了之后，许多文化上的优点，不仅不知道保存，反倒是去之唯恐不及。这份深深的感喟，何人解得？暮色苍茫，黄昏夕阳，又何人与我共领此人间愧色！”^[5]贺麟也怀着同样的沉痛和忧虑指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6]由此可见，现代新儒家从心底对国人抛弃传统、漠视历史的行为而深感痛惜，他们大都认为，文化传统是流淌在一个民族生命中的血液，丢弃传统必然使民族生命陷入贫乏或危局。

其二，彰显文化优势，重塑民族自信。现代新儒家对文化传统的维护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全盘西化观点所做的尖锐批判上，还表现在他们试图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细致比较，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从而重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方面。例如梁漱溟通过比较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优劣得失，指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7]方东美也指出，中国人四千多年以来，自典章制度，到艺术、文学、诗歌、科学才能、哲学思想，甚至人的基本面貌，都是极其优秀的，^[8]所以我们不必自轻自贱，觉得别人一定比自己好，就像牟宗三所言，“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了我们的文化。……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自己的，这叫作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9]对此“自败”之态，唐君毅提出，“故中国以后之接受西方文化必须彻底改变以往之卑屈羡慕态度，而改持一刚健高明的态度。仍在自己文化精神本源上，建立根基。”^[10]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有无价值的评判根本不能单纯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做出，凡是与西方契合的，我们就认为是好的，进步的，反之则被视为是需要被抛弃的，事实上，中国文化所彰显的诸多智慧都是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它们甚至能够成为纠正西方文化之偏颇、弥补其不足的重要资源，基于此，现代新儒家呼吁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应该树立起强有力的自信心。(www.daowen.com)

其三，返归自家传统，生成民族精神。现代新儒家大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人的问题终究还得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内部来解决，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文化中站立起来，使之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对此，徐复观就曾指出，我们需要科学、民主，但要使其从自己的民族生命中成长出来，“像吴稚晖胡适们，把科学民主当作洋教看待，要把线装书丢进厕所，说东方文明没有灵性，则我作为中国人，便必须起来加以反抗。”^[11]唐君毅也感慨于中国人“自动自觉地向外国归化之风势”，认为这表明“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12]长此以往，中国人及民族文化都将失去立足之本，因此，他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就必须首先从中国优秀民族的灵魂中育化出民族精神，然后再用它来振兴真正的中国文化。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在1958年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其中他们指出，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得甚至失去了原形，但必须肯定的是它仍旧是一个活的生命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怀着同情和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内在的精神价值，以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13]

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强调只有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深入细致地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全盘西化派的盲目和无理性，也才能更有说服力地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树立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以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在自己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变革中自然地得以生长。与此同时，我们甚至能够从现代新儒家学者各自的学术历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非一味隔绝于西学之外而推崇中学，而是大都经历过由西学向中学的学术回归。例如梁漱溟早期所接受的便是西式的启蒙教育，但在五四时期儒学遭到强烈批判的时候，他却第一个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方东美在大学时的主要兴趣都在西方哲学方面，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时候却开始潜心研读中国哲学，于是就有了在其人生中被其称为“浪子回头”的学术转变；牟宗三早年亦醉心西学，但在抗日战争民族多难危机的情形下，也收摄精神，归宗儒家；唐君毅也是一样，年轻时主修西方哲学，尤其对英美的新实在论哲学兴趣浓厚，不过到了三四十年代，在熊十力先生的影响下，逐渐领悟到中国哲学的智慧和奥妙，由此转入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度反思与开掘。可以说，由于上述这种似有集体回归性质的文化还乡运动大都发生在中国文化意欲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它“反映了现代学人从文化漂泊中醒悟过来寻求理论归宿和整合的动向。”^[14]对于现代新儒家的众多学者而言，时代的变局与“失根”的焦虑，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回归自己的传统中掘发民族文化之源流，以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为本位，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