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大门，而国人也在历经了器物、制度层面的反思之后，逐渐意识到文化层面的反思和变革对中国走出困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3]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运动逐渐拉开序幕，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孔教礼法及其所代表的旧文化，而与此相对，以刘师培、黄侃、辜鸿铭、马叙伦等为代表的一批保守人士，则以《国故》等杂志为阵地与革新派就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结果以保守派的失败而告终。

然而，正当西方思想的强势话语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又给国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带来了新的转机，因为这场战争的结局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完美，科学带来了社会的疾速进步，但也引发了战争和灾难，物质丰富了人们的享受，却也逐渐掏空了人的精神，使之长久陷溺于虚无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针对此种情形，一些有着深厚国学修养，又充分了解西学的有识之士开始试图在融合西方新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较之于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从而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同时也为西方文化存在的问题提供应对之策，这些人被称作“现代新儒家”。(www.daowen.com)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作为20世纪全球性保守主义反应的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家不仅把自己关联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特殊境遇，而且把自己关联于人类文化在现时代发展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4]也许正是基于完成这双重任务的考量，现代新儒家虽持浓厚的文化怀乡情结，但却并不盲目守旧，同时在面对西学的冲击之时，他们又能始终怀揣强烈的主体意识，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理智而清醒的态度实施各自的文化自救方案。就此而言，现代新儒家已然是一群虽然执守本土文化但却并不自我封闭，虽然了解西学但又不对之盲从迷信的学者，从总体情况来看，他们总是试图于西方文化中找寻到能够激活本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以便使自身的思想既能够焕发民族文化的光彩，同时也能够紧跟世界不断前进的步伐，涵养时代的文化基因，从而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