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开始，研究土族文化的学者多了起来。从个人专著、杂志到网络文章，千篇一律地写道：土族原先信仰萨满教，后来信了佛教。

笔者认为要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之谜，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把金钥匙。一个民族的客体如果真实存在，如果这个民族形成初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后来这个民族继续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个民族是真实存在的。“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古老民族群体的“信仰史”基本上能代表民族发展史。

一个民族如果没能继承并发展自己的信仰，这样的民族即使存在，也是名存实亡。有了信仰，才能有信念。有信仰、有信念的民族和个人才能坦然行走于天地之间。

土族是现存于甘、青两地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人数不多，但蕴含于土族的文化是古老的、神秘的。由于土族先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将祖辈们所创造的文化镌刻在民俗中，书写在口口相传的朴素的土族语言中。

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吐谷浑原先“信”萨满教，后改“信”佛教。似乎想说明现在的土族人信了佛教，忘了萨满教。笔者自幼生活在土族群体中，至今与土族亲戚来往密切。半年前，我和我的亲戚们都不知道“吐谷浑”是谁，更不知道什么是“萨满教”。如果土族是吐谷浑后裔，土族乡民们应该知道吐谷浑，更应该知晓萨满教。所以，土族的部分精英更是强烈反对土族族源“吐谷浑说”。一时之间，土族族源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尽管社会科学部门已经做了定论，但在公开场合发布的信息仍旧是土族族源问题“尚无定论”。

笔者初次接触“萨满教”一词是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中的萨满巫师表演。也有学者坚持一个观点：土族信萨满教、苯教、佛教。土族人都知道苯教与佛教，唯独不知道什么是萨满教，倒是在土族群体中保留着一种原始宗教，汉人称之为“法喇”。电视上的跳大神、网上的萨满舞蹈与土族的所谓的“法喇”相去甚远，土族人对该教也不叫“法喇”，“法喇”是当地汉民的叫法。说土族信萨满教，土族人免不了要嗤之以鼻，因为电视剧里的“跳大神”与今天的土族文化似乎没有半点关系。

潜心研究土族文化已有半年，半年前的我是多么无知，当时的心境无颜在此表达。一丝灵感闪过，心中的迷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土族文化的轮廓在我心中逐渐形成。写出自己的感悟，但愿能抖落障目的一叶，但愿能让土族同胞们早日认领先民们创造的璀璨历史文化。

先看看百度是怎么解释萨满教的[1]：

“萨满”一词也可音译为“珊蛮”“嚓玛”等。该词源自通古斯语saman与北美印第安语shamman，原词含有“智者”“晓彻”“探究”等意，后逐渐演变为萨满教巫师即跳神之人的专称，也被理解为这些氏族中萨满之神的代理人和化身。“萨满”一词主要通行于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北方各民族中，在世界其他地区对类似的神职人员各民族均有不同的称呼，但目前国际学术界也将其统称为萨满……

现在很多原始宗教的祭司也被称作萨满。同属蒙古语族中，蒙古族称“博额”或“亦”，达斡尔族称“耶德根”，土族则称“法剌”。

看了百度对萨满教的描述，更感觉到萨满教很神秘，太抽象了。这只能说明古代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表面上看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如果深究萨满教的职能，《还珠》剧中的萨满巫师表演与土族的“法喇”是一样的，只是琼瑶女士笔下的“萨满”表演的表象与现实的“萨满”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已。关于土族的“萨满信仰”这样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很少引起学者们注意，这也反映了研究土族文化的学者们没有真正深入基层，或是研究工作离开了土族的土壤。如果只捧着有限的史料不放，忽略土族人真实的生活现状、文化现状，即使研究土族文化已经走到了土族的家门，由于闻不到土族朴素乡土气息也会在门口迷路。见到田间老人满口学术词汇，学者的“一问”，只能换来老乡的“三不知”，错失良机。史料固然很重要，但史料记载是残缺的、有限的。甚至不能排除古人将“道听途说”的东西加以记载，到了今天难辨真伪。如果一股脑视为珍品，讹传的言语会成为拦路虎，使民族文化研究走入歧途。笔者深信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沿革除了史料记载，百姓口中的杂七杂八的传说甚至周边其他古老民族的传说，也能为研究该民族文化提供启迪和参考。

“萨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用“土语”来解释就是“药”。没错，人生病了会去看医生，医生开药方，照单抓药、吃药，疾病“痊愈”。土族的先民们在吐谷浑时期谈不上医疗条件，族群中的智者会自行采集名贵中药材，借“神”之威名为众人看病、治病、卜卦，凡大事不决者皆由智者扮神巫得到裁决。此举既治体病，也治心病。在一无科技支撑、二无先进文化护驾的年代，能将如此庞大的文化素养极低的群体调教得服服帖帖，萨满教功不可没。吐谷浑兵败，此神依旧加倍呵护着吐谷浑可汗的后裔至今。此神的神位就在以互助县五十镇为中心的土族之乡。

今天，土族的“萨满神”更具有不同的身份和职能，或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或为保佑一方水土的“山神”，或为坐落在村寨神庙的“药神”。

土族的萨满主神名叫“白哈尔”，也有其他的名称，如“浑花佛爷”“吐浑老爷”或为“某某娘娘”等。乡村“药神”中“吐浑老爷”为药神之最，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就是土观庙（汉语称吐浑村为土观村）法会，四方土族百姓都要聚集此地，为神灵“吐浑突厥亲布”和“吐浑老爷”进香敬茶、诵经祈福，法会历时数日。笔者自小吃着敬爱的“吐浑老爷”的“药”长大成人。现在终于明白，学者们所说的萨满教，不就是保佑我们土族儿女健康成长、抚平祖辈历史创伤的“吐浑老爷”吗？“萨满”就是土语中的“药”之意，“萨满神”就是药神。药神——吐浑老爷，给你三粒青稞，水煎服，包治百病，也许你不会相信，但土族群众和笔者却深信不疑。

在互助土族土乡，村村供奉着药神，但土族人不叫药神，更不叫萨满神，能为乡民“看病”、卜卦、祭祀的神总的称呼就是“白哈尔”或“昝康”。不同村庄供奉的“白哈尔”又有不同的名称。吐浑村供奉的神我们叫“吐浑老爷”；东巴浑村供奉的神叫“昝康”；西巴浑村供奉的神叫“郎家娘娘”桦林村供奉的神叫“阿嘉娘娘”……但所有不同村落供奉的神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白哈尔”。

根据中国古代的天神崇拜演变史，原始社会崇拜天地日月（自然之神）。封建社会时期，自己的祖先、民族首领（英雄）取代了天神的地位。如果土族及土族先民也顺应了这一规律，土族的萨满神“白哈尔”会不会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吐谷浑”？

根据土族群众口头传说、群体记忆，“白哈尔”（也就是白哈尔，捕喝、怖捍、布噶也都是一个意思）是土族的保护神、土族的首领，他曾与格萨尔王交恶。据藏佛经记载，“白哈尔”神在八世纪之前就诞生了，成了霍尔地区最大的保护神。说“白哈尔”是土族的祖先、土族的首领，至少在青藏高原居住的人群不会有任何异议。土族群众对“白哈尔”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印度佛教尊师释迦牟尼的崇拜。

“白哈尔”作为土族群体的萨满主神，这种崇拜经历了多长时间，今天的土族人已经不再知晓，只知道他有五个化身。土族群众也称他为“霍尔噶卡”“霍尔嘎柴”“霍尔噶囊”等，意为“白霍尔”“黄霍尔”“黑霍尔”等，也可理解为“白帐王”“黄帐王”“黑帐王”等。白哈尔神殿旁有地名为“白帐”的村落。当地汉民称白哈尔神为“五朵浑花”，“浑”字在土语中狭义是“沟”或者“湾”的意思，广义就是“居住地”之意。“五朵浑花”就是“沟内的五位英雄”之意。“捕喝”“怖捍”两个词出现在《大唐西域记》中。该词的读音更接近于土族语言中对“白哈尔”的称呼。《大唐西域记》中，“捕喝国”是唐僧经历的某个国家名，还有很多个国家名能用土族语言识别，这样的能被土族语言所识别的“国家名”词汇有二十多个。在《大唐西域记》中出现一些土族语言词汇不足为怪吧？历史证明隋唐时期吐谷浑人频繁往来于中原与印度之间。

萨满神“白哈尔”的传说在西藏更为流行，因为他是西藏最早的寺院桑耶寺的护法神。佛教莲花生大士在八世纪中下叶受藏王之命修建桑耶寺，莲花生大士将霍尔地区的萨满神押至西藏作为桑耶寺的护法神。有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传说不是历史，从青藏高原少数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角度来看，贵族阶层利用最有影响力的“神灵”向广大老百姓发号施令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从政治的角度讲，吐蕃王极力引进印度佛教，是想要削弱当地原始宗教势力，是为了用更先进的宗教体系更好地统治青藏高原诸民族百姓。在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地区哪路神仙会占据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世界？当然，不同民族人群中会有不同的精神领袖。参考今天的高原文化遗留，“二郎格萨尔”自然是藏族的精神领袖；“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精神领袖；“白哈尔王”就是土族先民的精神领袖。吐蕃政权所管辖的地区同时出现了两位水火不相容的精神领袖：藏区的“二郎格萨尔王”和霍尔地区的“白哈尔王”。在北方少数民族群体的意识之中，凡现实版的“救世主”皆为天神下凡。天神有无限的寿命，需要时会降临人间，投胎于民族英雄之体，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将霍尔地区的保护神“白哈尔”作为西藏桑耶寺的大护法，的确是吐蕃王赤松德赞和莲花生大士的智慧所在。作为“战败”一方的霍尔群体，他们的萨满神做了“战胜”一方最大寺院的最大护法神，霍尔群体肯定会迅速忘却昔日之亡国仇恨，臣服于新的精神统治阶层。这也是佛教的怀柔情怀在政治统治领域的高度体现。隋唐时期，藏族先民吐蕃集团和土族先民吐谷浑集团从共同经历腥风血雨到走向融合、迎来和平曙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历史。在古代的青藏高原上，两大集团经历数百年的战争风云，他们各自的首领和英雄们的光辉事迹必然会流传于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之中。

身处湟北地区的土族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白哈尔王”吧？白哈尔王之灵早在八世纪中下叶已经成为西藏桑耶寺护法神，说明了萨满神白哈尔生于八世纪之前。白哈尔神尽管成了格萨尔王的手下败将，但就格萨尔王的威名来说，白哈尔王虽败犹荣！格萨尔王是传说中的藏族英雄，是天神下凡降魔除妖的。传说中两位尊神交战，书写史诗的“言者”是把为民族统一做出过贡献的民族英雄或首领写进了神话故事，“听者”必须得懂得“神”是由尊贵的英雄变成的，高原人敬神、拜神是对英雄的怀念，是对良好社会秩序维持者的追忆，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www.daowen.com)

格萨尔王与白哈尔王的传说故事框架与历史是相符的。《晋书·吐谷浑传》载：西晋永嘉（307—312）年间辽东鲜卑一支首领吐谷浑携700户[2]从东北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东北）西迁至青海、甘肃一带，与羌人杂处。后以吐谷浑为姓，其王夸吕建都青海湖西岸之伏俟城，始称可汗，政权历史达三百五十年之久。吐蕃兴起之际，吐谷浑因接连受隋朝和唐朝的军事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吐蕃统一青藏高原时，吐谷浑已是唐朝的藩属，业已度过繁荣和辉煌的时代，吐谷浑随之走向了衰落。其残部大部分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吐谷浑后裔在唐朝和吐蕃的庇护下在青海、甘肃两地，祁连山两侧依山之险繁衍至今。青海、甘肃等地的土族很有可能是吐谷浑的后裔[3]。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整理了许多藏文版典籍，比如《贤者喜宴》、敦煌藏书等，用无可辩驳的铁证，证实了吐谷浑政权在唐贞观年间起已经分化为“亲唐派”与“亲（吐）蕃派”。从显庆四年起（公元659年）以诺曷钵为首的吐谷浑部众成了唐朝属国，诺曷钵被封为青海王。而以素和贵为首的吐谷浑部成为吐蕃属国，素和贵被吐蕃拜为大将军。桑耶寺建成后，吐蕃王国治下的诸邦国之王在桑耶寺参加了盟誓大会，其中吐谷浑王名列榜首。在《格萨尔王传》中，黄帐王属下的大臣辛巴米乳仔在格萨尔王统一藏区后又成了藏王的座上客。这些史料、史诗中的情节证明了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吐谷浑王国在显庆四年之后，失去的仅仅是政权的独立性，吐谷浑国中的有些部落还游弋于大唐和吐蕃之间。吐谷浑兵败后，内部分化为两部分，“亲唐派”王族定居灵州（今天的宁夏吴忠市），后来其后裔又返回故地；“亲蕃派”王族被吐蕃政权视为上邦[4]。

青海湟水北岸的土族先民如果是吐谷浑的后裔，他们肯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依山之险苟且存活，直到元朝大军开进青海。因战乱，村寨之中青壮年男子所剩无几，面对着能说古蒙古话语的妇孺，蒙古大军格外善待。蒙古大军对西夏王朝的党项人采取了“赶尽杀绝”的不人道策略，但能对吐谷浑后裔网开一面，是不是觉得吐谷浑与蒙古同宗同源？或是面对早就放下武器的妇孺心生怜悯？之后的岁月，蒙古大军遗留三千名士兵留守[5]，直到清朝时期，官方一直将青海湟北地区的土族先民称作蒙古族。但土族先民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蒙古人，称呼自己的民族为“白蒙古”，民和县官厅地区的土族人则称自己的民族为“达尼昆”，互助五十镇土族人称自己民族为“卡廊”。

中原典籍中首次记载的“白哈尔”当属《大唐西域记》中的只言片语。唐玄奘两度在《西域记》中提到“捕喝国”。用现存的土族语言推断，“捕喝国”就是“白哈尔国”。“捕喝”就是土族人口语中的“白哈尔”。唐玄奘在奉旨编撰《大唐西域记》之时，吐谷浑王国依然活跃在西域政治舞台上，唐玄奘西行途中西域诸地正好在吐谷浑的掌控之中，现实中的唐僧肯定与吐谷浑国中的大小成员打过很多的交道，因为当年的吐谷浑马队行走在大唐与西域的商道之中。为什么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只字未提“吐谷浑”三字？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大唐与吐谷浑国在当时处于敌对关系，唐玄奘未敢提及亲历吐谷浑的有关事宜。唐僧来过青海吗？在《大唐西域记中》，唐僧详尽描述了青海湖的风光，并将青海湖“认定”为中国河源。

根据土族及土族先民的崇拜体系可以认定，一个生于八世纪之前的名为“白哈尔”的人物曾经是土族先民的领袖。“白哈尔王”是“格萨尔王”的败将，那么“格萨尔王”的生活原型也是出自八世纪之前。传说中，格萨尔王统一了藏区草原，历史上统一藏区草原的英雄就是“松赞干布”。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领导的吐蕃王国所征服的另一个草原王国不就是“吐谷浑”王国吗？

土族人所崇拜的“白哈尔”神的身上已经显现出了“吐谷浑”的影子。

一个民族团体或是一个政治团体能有几个首领？笔者在这里所说的首领就是“元首”，或是开国之君。

吐谷浑王国在甘、青两地存在了三百五十多年，政权败落后余部落入吐蕃之手，有确凿证据显示吐蕃集团保留了吐谷浑的政治、军事建制，将各部小王册封为“隆官”（隆官，唐朝时期吐蕃的官职名），条件是这些“隆官”必须接受吐蕃的调遣和役使。事实上吐谷浑王国于公元658年开始逐渐成了吐蕃的邦国，这种状态又持续了五百余年。这样一个团体，如果其后裔存在至今，那么他们的开国之君就是“吐谷浑”无疑。

如果吐谷浑后裔存在至今，尽管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对一个有语言、有文化、有信仰的民族而言，他们可以集体忘记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最不该忘记自己开国之君的名字。事实上土族人记住了开国之君的名字。土族群众公认的也是被土族先民推向圣坛的萨满主神，他的尊名就是“白哈尔”！这位尊者还有五个化身，也有别名：“霍尔白帐王”“霍尔黑帐王”“霍尔黄帐王”等，其中黄帐王用西羌语表述就是“霍尔柴”。这些名字皆出现在《格萨尔王传》中，特别是中原史书中反复出现的“阿柴”或“阿柴虏”（阿柴虏是阿柴的蔑称，意为“阿柴小儿”）就是声名显赫的吐谷浑。

“霍尔王白哈尔”是今天土族地区的萨满主神，在青海互助地区崇拜该神的不仅仅有土族，互助地区的藏族群众、部分汉族群众也在供奉。该神与藏族的格萨尔王交战，最终战败。互助的土族老人、藏族老人们都能指认当年他们的战场。互助五十镇有个名叫“郎佳”的村庄，该村所在地就是当年格萨尔王战胜霍尔王的战场。“郎”就是“二郎格萨尔”的简称，“佳”之谐音在羌语中是“胜利”之意。

无论是谁，都不会在互助地区公开颂唱《格萨尔王传》，如果有谁在该地区颂唱，立即会遭到当地老人们的阻止，此俗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这也说明，当地群众没有忘记霍尔王当年所受的屈辱。

根据当地群众供奉的神灵及崇拜对象来看，霍尔王白哈尔的确是这片土地的保护神。群众不但在传说，而且确确实实地将白哈尔神供奉在神坛上，每每遇到挫折就会焚香呼喊尊神的名字，祈求“神”解救危难。每每遇到重大节日或遇到喜事，当地群众同样会焚香祷告，希望尊神保佑一方百姓，祝愿国泰民安。

霍尔王白哈尔至少是互助地区的萨满主神，根据“萨满教”的演变规律，白哈尔就是当地霍尔人的首领。藏区传唱的《格萨尔王传》中，颇具影响力的章节就是“霍岭大战”，即描述格萨尔王战胜霍尔王的故事。《新唐书·吐蕃列传》记载，吐谷浑王国在公元658年受吐蕃王国攻击，政权败亡[6]。在文艺界，《格萨尔王传》曾获得的殊荣是“最长的史诗”。史诗内容的细节可以是神话，可以是无边的夸张，但史诗的构架映射的应该是历史事实。

在历史长河中，如果在一段时期在某个地方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件，无论年岁过去多久也会留下蛛丝马迹，除非后来的人们由于受某种原因的阻碍不肯去发现这些蛛丝马迹，或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有意识地“视而不见”。如果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记录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土族先民的传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传唱、汉传史记的记录，共同见证了土族群体古老的史实，因此可以断定土族人民并未忘记自己的历史，只是记载的方式不是文字形式，而是用神灵崇拜的方式。

名词“白哈尔”是汉字对萨满主神名字的音译，“布哈”“捕喝”也都是对萨满主神名字的音译。“白哈尔”主神还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尼康”（地方保护神，类似土地神）、“昝康”（萨满神）、“切世姜”（护法神）等。一般领袖级别的人物可以有多种称呼方式，在高原地区，尊者的出生地地名几乎取代了人名。

同一个名人，在不同史料上出现不同的名称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吐谷浑”是吐谷浑王国的开国领袖，史书载吐谷浑之孙叶延以祖上名字为族名、国名。吐谷浑本人有别名吗？按常理应该有，但汉传史记中未见吐谷浑的别名，只是后来简称为“吐浑”而已。

所幸的是，互助五十镇的土观村土语就叫“吐浑”。“土观”因村内有“土官”而得名。该村的“土官”并非“土司”，而是当年吐蕃政权任命的官员，和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密切的关联。

近两千年的演变，一个古老的王国名叫“吐浑”，一个古老的村落名也叫“吐浑”，“吐浑”村中有“土官”，该“土官”在青海湟北地区有万顷土地和百姓，直到清朝末年失去了对这些土地的管辖权。根据以上信息可否推断当地群众心目中最古老的地方保护神就是汉传史料中的“吐谷浑”？“霍尔王白哈尔”神的五个化身是不是吐谷浑王国的“吐谷浑王”“河南王”“威王”“夸吕王”“白兰王”五个王的化身？

如果“白哈尔王就是吐谷浑”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能圆满解释土族族源的若干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