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园林的另一个特点是园林的游赏功能与居住功能的密切结合，即所谓“游”和“居”的统一。“游”就是游山玩水，观赏风景，“居”就是日常的生活起居。一般说来，这两者是矛盾的。要游，就得离开居住的城镇；要讲究起居生活的舒适，就得牺牲山水林泉的享受。然而，通过园林艺术的特殊处理，能使这本来矛盾的双方，辩证地统一起来。特别是在府旁宅后的私家园林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格外明显。

苏州阊门外的留园

苏州阊门外的留园，是一座很著名的文人私园。它大体上可分为中、东两部分，虽然这两个景区的主要景色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游与居的结合。中部是以山水为主的观赏区，假山水池参差交叉，山上多古木溪涧，很得山林野趣。但是除了这些供观赏的山水景以外，为了起居的方便，这一区域布置了不少建筑：有坐南面北的主要厅堂涵碧山房，厅南有幽雅的小院，中置牡丹台，北向临池有一较大的月台，便于盛夏纳凉和中秋赏月；有隐于假山峰峦之中的闻木樨香亭，专门用来秋时赏桂吟对；有位于假山之巅，居高看景的可亭；有在池子中贴水而建的濠濮亭，与池中山岛小蓬莱隔水呼应。而沿东边，从南到北置列了曲豁楼、西楼、清风池馆等楼台斋馆；尽北边又造了适于远眺山水景色的远翠阁。有了这些建筑亭台，园主人在这艺术再造的山水风景中的起居生活就有了可能。他可以邀友在园中吟诗唱对，也可以对着清幽的景色读书学习，还可以设宴招待亲朋。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为了游赏和生活的方便，从大门开始，就有一条曲折上下的游廊将这些建筑联络在一起。这一条长廊，或者穿山，或者渡水，总是沿着景区的周边布置。这样，既保证了山水风景的完整和统一，又延长了游赏路线的长度。同时，在某些地方它又成为景区之间的分隔。此外，有了这条长廊，无论是下雪结冰的寒冬还是烈日当空的炎夏，人们都可以循廊漫步，到达园中的任何一幢建筑，为起居生活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通道。

东部与中部相反，主要是建筑和庭院，而不是山水景致，这一区域的生活功能就更加突出。这里有面阔五间的楠木大厅五峰仙馆，有江南园林中最大的鸳鸯厅——林泉耆硕之馆。鸳鸯厅是园林建筑的一种形式，一般是将一个大厅的前后，做成不同式样的半厅，从结构梁架到家具摆设都不同。林泉耆硕之馆的前后半厅都施卷棚，主要一面向北，大木梁架用“扁作”（以经过加工的矩形材制作），上施雕刻；南半厅用“圆作”（用圆形原木加工），制作较朴素，无雕刻花纹，而形成很明显的对比。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建筑楼台。古时的封建大家庭中，每每有大型厅堂作为迎客、宴客及其他喜庆活动的地方。在园林中，这类建筑往往也是不可少的，以满足生活起居的需要。但是，只要它们走进了园林，也就具有了游的功能，就得考虑游赏风景的需要。明末计成作的《园冶》，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原则和创作方法的总结，在《立基》一节中，作者写道：“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明确指出了园林中主要为生活服务的建筑也必须考虑赏景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留园东部的建筑被各种大小不同的风景庭院所包围，形成了山石花树小景环绕建筑的格局。

五峰仙馆用材高级，内部陈设精致典雅。为了取景，在它的前后左右，设立了许多适合静观的庭院。南向的天井内倚壁立有五座太湖石峰，虽然太挤了一点，但在厅中起坐，可时时观赏它们飞舞跌宕的外形轮廓线和阴影变化，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欣赏主题。北部后庭中有清泉一泓，小山一座，山后沿围墙绕有回廊，廊墙之间又辟有小庭，树石栽竹。无论是在厅中观望，还是沿廊漫步，都是一幅幅很好的山石小品。(www.daowen.com)

五峰仙馆

林泉耆硕之馆北向，正对着苏州最高的名峰冠云峰。明清两代，文人都喜石，常搜求奇峰异石立于园林，来抬高园林的身价，并常常在峰四周建造各种赏景的亭台。像冠云峰南有林泉耆硕之馆，中间有沅云沼，北边是冠云楼，四周还有仔云庵、冠云台、冠云亭等。因此，林泉耆硕之馆不仅是留园东部的主要厅堂，而且是赏冠云峰的主要观赏点。在这两主厅之间，又有汲古得绠处、还我读书处、揖峰轩等建筑小品。它们各自形成小庭院，绕以回廊，植修竹置石峰，养萱草立片石。建筑虽多，但并不觉得拥挤局促，透过空灵剔透的门洞花窗，人们仍然可以感到环境的自然多趣。东部是园主的主要生活区域，但是它在满足“居”的同时，也十分妥帖地考虑了游赏风景的需要。尽管中部和东部的主景不同，但两者都反映了私家园林布局规划上协调游与居关系的设计指导思想。

北宋的画家郭熙在评论山水画时说过，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只有达到“可游”和“可居”的境界，才能称为“妙品”。又说山水画所创造的自然风景，能使欣赏者“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也就是说不离开日常生活的居住环境，而就近享受到自然风光之美。实际上，郭熙说的这些对于绘画来说，是过于溢美了。绘画艺术只能将立体的山水风景转化为平面的形象，它所表现的游居境界很大程度上是欣赏者审美时的一种联想。只有园林艺术，特别是私家园林才能在宅旁近郊再现自然山林的美景，使人们能真正进入艺术品的内部，“游”“居”于其中。通过对私家园林“可游”“可居”综合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醉心自然和讲究生活享受两种思想的交织。

像留园这样的文人园林的构思立意和处理手法，基本上反映了古代传统艺术思想中对自然美和生活美的统筹兼顾。与西方相比，我国欣赏和崇尚自然美的历史要更长一些。当欧洲尼德兰和佛兰得斯画派刚刚揭开大自然美丽的帷幕时，我国古代士大夫们对自然美景的陶醉差不多已有两千多年了。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尽情歌颂了大自然的美丽，“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儒家对自然美也持肯定态度，常常将人的品德美和自然美联系起来。古代盛行的静观哲学对士人们陶醉自然、耽乐山水也有不小影响。“钟灵毓秀”，这句古代广为流传的谚语，指出了名山胜水美丽的风景能培育出聪明杰出的人物。这些崇尚自然的思想一点点积淀起来，就形成了我国古代不可忽视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文人雅士的园林受到它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一些富有特色的名山秀水一般地处僻远，生活条件艰苦，不便长久居住，历史上虽然有一些广为传颂的隐士贤人，但终究很少有人能像僧人道士那样入深山去修身。况且，在封建社会，支配士人的主要思想意识，还是儒家重实践、重社会的入世哲学，它引导人们积极面对人世间的生活，而不是消极地弃世隐逸。因此，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既想效法隐士高贤们的清高风雅，耽乐于名山大川，又不甘心放弃都市文明的世俗生活，做官享乐，存在着精神上的风景美欣赏和物质美需求的矛盾。私家园林既重视自然山水美景的再造，又讲究起居生活的舒适和方便，是能够调和这一矛盾的妙丹良方。这就是数千年来，文人造园不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