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阳岐严氏族人的骄傲，在距“大夫第”百步之遥的严氏宗祠内，陈列着严复一生履迹的有关记录。这里丰富的图文资料，让我们对严复勤学睿智、情系家国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光绪三年（1877年）3月31日，严复与萨镇冰、刘步蟾、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等十三名同学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前往英国留学。开始在抱士穆德学院学习，后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据《清末海军史料》记载：严复等人“在校屡列优等”，光绪四年（1878年）“派登马那多大铁船，巡历地中海各洋面”。留学期间，除了学习海军知识之外，严复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致力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成就，从中探寻封建中国的出路。严复的才智学识和对国运时局的敏感关注，深受当时驻英公使郭嵩焘器重，两人遂成为“忘年交”，交往频繁，严复得以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国家制度的核心部位，为成为“西学第一人”奠定了基础。

光绪五年（1879年）8月，严复应两江总督沈葆桢之聘，回国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成为年轻的中国海军学堂的教官。1880年，沈葆桢病故，北洋大臣李鸿章把严复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严复因此留居津门长达20年。先后就任水师学堂的“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本想有所建树的严复在李鸿章洋务派官僚的控制下并不得志，相反的，和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洋务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光绪十年（1884年），清军在马江海战中惨败。严复就抨击洋务派的所谓“新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严复再也不能沉默了，遂发表《原强》一文，直接抨击李鸿章，从此李鸿章对严复“患其激烈，不近之而”。

残酷的现实让严复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与观念。失望之余的严复产生了利用自己所学的新兴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探索救国道路的想法，这一想法促使他开始从事大量的著述和翻译工作。1895年他在第一篇论文《论世变之亟》中首先提出“自由平等”，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1896年，他开始了著名译作《天演论》的翻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自此传遍华夏。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平、天津，严复离开天津避往上海。据《严几道年谱》记载，光绪“百日维新”失败后，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幸免于难的严复，感到时局“一无可为”，只能“屏弃万缘，唯以译书自课”。陆续完成《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社会通诠》等译著。严复的译著引起强烈的震动，尽管这些译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有些还是比较陈旧的内容，但对于极端腐朽的清王朝来说，却不失为唤醒国人、挽救国家民族的积极因素。因此它们成为我国20世纪初期的畅销书，给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清流。(www.daowen.com)

严复著作《天演论》

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办上海复旦公学，任教育长。一年后，马相伯离任，严复继任第二任校长。同时，他还担任了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两个月后，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在当时的教育界无可替代的地位，标志着他终于实现了一生崇尚教育、视教育为救国之本、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己任的远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