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学术与帝国政权结合，必然使它有更强大的力度波及到其它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一种共振现象。儒家经学在西汉属于官学，对教育、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夫子就是一位“教书匠”。儒家的教育思想方法都十分丰富，其它学派望尘莫及。孔夫子的弟子门生转相授业，传播儒学形成一个坚实的传统。而这种用教化而不是行政武力的手段，加之儒学固有的仁义礼乐，确有移风易俗之功效。移风易俗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证，政治秩序有赖文化秩序加固。

秦朝任用法家治国，但在移风易俗方面却采用了儒家的学说。顾炎武根据秦始皇巡游天下留下的会稽等地石刻，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告诉人们：“然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独异于三王也。”^[1]汉代建立之初，“未暇遑庠序之事”^[2]，文景好黄老之术，都不重教化，武帝崇儒，教育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武帝之前，就有秉承先儒传统，政教并行的地方官。景帝末年循吏蜀郡太守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一方面派遣郡县小吏到京师学习，一方面在成都创办学校，招收学生。“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这样一来“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3]西汉时期，巴蜀成为著名的文化摇篮，文翁有首倡之功。

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仿自文翁，中央政府的最高学府从此始立。按规定，五经博士每人教学生十人，共五十人，由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态端正之人充当，同时，郡国县道邑也有由地方官推荐到太学的旁听生，一年学满进行考试。通一经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额；成绩优异的可做郎中。下层官吏若能通经，也可以量才擢拔。后来，太学的规模越来越大，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末再翻一番。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都免去赋税徭役，几年以后，由于朝廷开支不足，改为设员千人，郡国也设置五经俸禄百石之官，成帝时，依孔子弟子三千的旧例太学生增至三千人。平帝时王莽为学者筑舍万区，所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有才能及小学异艺之士，前后至数千人。^[4]又在郡国立学，郡县及道、邑、侯国立校，乡立庠，聚立序。每年考试分甲、乙、丙科，各补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汉末，在太学游学者达三万人。此外，私人教授也很发达。西汉时，吴章弟子一千多人，疏广、赣遂、翟宣、珪孟等都门生填室。东汉时，张兴弟子著录将近万人；蔡玄著录一万六千人，其余经师，弟子动辄上千。

汉代循吏，很多兼有吏和师的双重身份，自身通径，在郡县为官有的如文翁一样设立学校，传授儒经，有的则以儒家社义德政治理下民。宣帝之时的韩延寿虽未列入《汉书·循吏传》，却是名符其实的循吏。《汉书·地理治》：“韩延寿为（颖川）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尊社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宣帝时最有名的循吏黄霸，以治颖川为天下第一升至丞相之位，实际上是韩延寿奠定的基础。东汉之时，循吏增多，更以教化为己任，如工飒作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跼年间，邦俗从化。”^[5]又如任延为武威太守：“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校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6]东汉循吏多“移变边俗”，把学校教育，儒家经典及德政礼乐传播到边境地区。这样，不仅朝廷有太学，内地郡县有庠序，即便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之地也能听到书声琅琅。真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7]“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8]

两汉大兴教化，儒学不仅是经师的饭碗，也是帝王及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官员炫耀的资本，平民子弟的进身阶梯。荒淫无道的昌邑王被废之时，对霍光说：“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9]霍光以外戚辅政，读书不多，班固以“不学无术”四字评价他，他当然不知道昌邑王引用的是《孝经·谏诤章》里的话，意思是说自己无道，霍光不劝谏，也有责任，更不能引经据典与之论争，只能搬出太后的诏书说：“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10]汉代宣称以孝治天下，帝王臣民都得读《孝经》，连昌邑王都能引用，其它人可想而知。霍光后来说：“公卿大臣当用儒术，明于大谊”^[11]，正是丢了面子后的自白。“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12]官僚和富商的子弟入太学进庠序自不必说，即使一些出自贫寒的人，也节衣缩食，寒窗苦读。兒宽研治《尚书》，师事欧阳生，由郡国推举到太学，受业于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其精如此。”^[13]匡衡“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14]兒宽官至御史大夫，匡衡官至丞相。

汉代崇儒，教育与经学并兴。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系统的建立，为大汉帝国的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董仲舒曾经从理论上论证过这一制度的重要性，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专问以尽其材，而英俊宜可得矣。”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教化行而习俗美也。”^[15]这不是一般地教育，而是政治、道德、风俗习惯与教育的合一。他不仅为贫寒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仕进之路，也把“横议”“乱法”的游士纳入一个固定的组织中。它不仅为封建统治培养了人才，而且培养了一帮忠实的奴仆。它不仅使老百姓学到了一些知识，而且筑就了一道坚实的防民犯禁之堤。所以中国辽阔的疆域，众多的臣民，能牢牢控制在专制制度下而不至于是“一盘散沙”。尤其是在动乱末世，往往是这个教育⇆政治体制培养的“英才”能使封建统治处风雨飘摇之中而苟延残喘。范晔说：“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闚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儒之议者，人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16]顾炎武曾经以范晔之论为知言^[17]。的确，自从董仲舒建议而由汉武帝施行的这套政教措施，把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落到了实处，“宰相需用读书人”的文官制度从此确立，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再一次完善了它，儒家思想文化的“守成”作用通过制度及实践形式而强化。

两汉史学取得了耀眼的成就，西汉司马迁的《史论》，东汉班固的《汉书》，交相辉映。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话并不准确，但史学与经学确实有比较多的联系。

司马迁少年时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今、古文经学对他都有影响。从《史论》来看，他偏向于今文经学，很多观点接近于董仲舒。然而，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极有造诣的学者，其《论六家要旨》气势恢宏地指点了儒、墨、道、法、阴阳，名家的长短，推尊道家，反映了汉初黄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特点。时代思潮和家学渊源在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中均有表现，以儒家思想为主、又不完全拘束于儒家；是司马迁思想的总体风貌。尤其是他的史家实录的精神和李陵之祸的特殊遭遇，使得司马迁写作的《史记》，既是正史，又是野史；既是官书，又是谤书，闪烁着理性主义及民主思想的光华，在史学领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儒家经典之中，《春秋》兼具史书和政治法典的性质，对史记的写作影响最直接，最巨大。司马谈武帝时作太史令，有感于大汉帝国的隆盛和司马氏世代职掌史官的责任。计划写一部网罗古今的史书，未动笔就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司马谈特别嘱咐儿子，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府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8]

值得注意地是，司马谈虽尚黄老，却明确地讲要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他说：“孔子修旧起废，论《书》、《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19]司马迁后来也重申先父之言，说明自己写作《史记》就是要效法孔子作《春秋》。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虽同上大夫壶遂有过一段讨论。他完全引述董仲舒的话，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五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0]这些都表明，不管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都自觉地遵循《春秋》经义，以此作为述史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2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武帝时期提出的重要课题，董仲舒以天人理论作了解答，司马迁写作《史记》也以此为目的，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找到答案。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司马迁的观点比较接近董仲舒，例如，《六国年序表》中，对秦暴戾而统一六国这一历史发展，归之于“盖若天所助焉”。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强调汉之代秦，“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高祖本纪》中他竟然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闻，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简直就是董仲舒的循环三统论的照搬。《史记》中也有记符谶之言，如秦始皇时的“亡秦者胡也”；刘邦为其母交龙而生，刘邦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等等。

《史记》对孔子和儒家十分推崇。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基本上是历史的孔子，但也有一些谥美之处。“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22]虽然没有把孔子捧为“素王”，但列于《世家》，同于诸候，毕竟是高于儒、墨、道、法等诸子。《史记》中还有《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对儒家总是尊礼有加。

《史记》秉承儒家的仁义学说，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在他的笔下，暴君与明君，贤臣与佞臣，褒贬分明。暴君如秦始皇，明君如孝文帝。贤臣如屈原，佞臣如张汤等酷吏。对于秦始皇，不仅在本纪中写了他的许多暴行，而且充分肯定了陈涉和项羽这两位反秦英雄，这同汉初贾谊直到董仲舒的主张一脉相承，陈涉入《世家》，项羽入《本纪》，思想根源即在此。

然而司马迁如果仅仅按董仲舒的经学模式写作《史记》，就绝不会垂之不朽而且历久弥高。在很多方面，他都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牢笼，“成一家之言”。

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写下了一些富有怀疑天道神学的文字。在《天官书》中，他说：“星气之书，多杂礻几祥，不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自初生民以来，……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礻几祥不法。”这里是对占星术，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怀疑。尤其是在《伯夷列传》中，他说：“或曰：天遒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人感应的基本理论，司马迁以古之贤圣与今之恶徒不同遭遇进行对比，真是振聋发聩。

《史记》既推尊儒家，又不废置诸子。老子、韩非位列列传第三，其它如法家中的商秧、李斯，纵横家中的苏秦、张仪；兵家中的孙子，吴起；文学家中的屈原、贾谊等等都有本传。汉代宏阔的文化精神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史记》最精采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突破了《春秋》的笔削原则。在司马迁同壶遂讨论《春秋》与《史记》的写作时，壶遂虽问过司马迁，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拔乱反正，而你难道也要这样么？司马迁答道：“唯唯、否否，不然。”《春秋》采善贬恶，推之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讥刺而已。”他特别申明：“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23]这纯粹是自掩之辞。一部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是不能称为“书法不隐”的。《史记》之写帝王，特别是汉家天子，如高祖刘邦的流氓无赖，不仁不孝；武帝刘彻的封禅求仙，任用酷吏，穷兵黩式等等，白纸黑字，暴露无遗，愤世嫉俗，议论风发，老庄屈原的楚骚精神，跃然纸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24]

至于《史记》所取得的史学成就，精采绝伦的文学表现，则不是经学所规范得了的。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是定评。

继《史记》之后出现的《汉书》，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优秀史书。《汉书》成书于四人之手，主笔是班固。

班固的父亲班彪崇奉儒学，是两汉之际名重一时的正宗经学家，班彪曾作《王命论》宣扬“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受命，非诈力所致。”他还想写一部能与《史记》比美的汉代史书，班固写作《汉书》，就是继承乃父之志。

班固承其家学，汉明帝永平元年开始写作《汉书》，到章帝建初七年，前后经历了二十五年才基本完成。其间因“私改国史”的罪名被告发而曾下狱，经弟弟班超申诉，明帝披阅书稿之后，甚为嘉赏，令其为兰台令史，继续撰史，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讲论五经于白虎观，命令班固作主编，编篡成《白虎通义》。班固又曾作《典引》，是为汉承尧德而作的《尧典》续书。班固死后，妹妹班昭这位女史学家同马续最后完成了《汉书》。

《史记》和《汉书》，司马迁同班固，连称《史》《汉》，马、班。《史》《汉》、马班的异同优劣历来争论不休。从经学来分析，也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角度。

司马迁和班固同处于汉代经学发达的时代而写作史书，自有很多相同之处。五德始终，天人感应这一套经学理论，无论马班都不能不打上烙印。他们都推尊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歌颂明君贤臣，维护大汉帝国的统治。他们都批评武帝，讥刺神仙方术等等。片面夸大马、班的差异，甚至收他们对立起来扬班抑马，扬马抑班，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马、班也有很多明显的不同之处。班彪曾经批评《史记》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完全承袭了他父亲的意见，说《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这虽然有因循父亲的地方，但父子同声，仍然代表了班固及其《汉书》特点。其实，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并不符合事实。班氏父子这里是针对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而言的。

班固《汉书》完全站在汉代正统思想的立场，同是高祖本纪，同样说汉得“天统”，司马迁的意思是历史循环，终而复始，班固则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亦，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充满了符瑞神学。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放在《高祖本纪》之前；班固则把项羽并入传中，绝不允许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王荆建立新莽而代汉，如果司马迁来写，定当进入本纪，班固严格把关，不承认新莽政权，所以在《汉书》末尾才写上三大篇的《王莽传》。从端正史书体例来看，班固的这些做法不必完全否定，但其处心积虑维护大汉正统也不必掩饰。

司马迁偏重今学，班固则偏重古学。与古文关系极大的河间献王和鲁恭王，《史纪》略写，《汉书》则专门为之立传，并且载入《史记》所没有的河间献王好古爱儒，所积书与汉朝等及鲁恭王得壁中古书这些内容。特别是《汉书·艺文志》，取自古学代表人物刘歆的《七略》而“删其要”，《六艺略》中载明今，古文经书名篇目甚至字数差异。《儒林传》又为古学张目，列入《毛诗》、《左传》等的传经情况，赞中说：“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基本观点与刘歆是一致的。

马、班《史》《汉》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根本原因是各自的个性和所处时代有很大的差异。司马迁生当西汉景式隆盛之世，封建大一统确立而巩固，虽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究竟处于初始阶段，儒学尚未完全定于一尊，统治者的文化观念也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班固处于东汉光武、明、章之世，虽然也是盛世，但前后两个盛世毕竟不同。儒家经学在武帝首倡以后，经宣、章两次讲经，光式奖励图谶，已经非常巩固，却失去了武帝时期的创造精神和生命力度。所以，同是依经学作史，司马迁的《史记》能够“是非颇谬于圣人”，“成一家之言”，班固却只能维护正统。其次，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他遭受腐刑，非并由于《史记》，《史记》成书以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直到宣帝之时才由外孙杨恽公诸于世，保留了很多异端色彩。而班固曾因“私改国史”之嫌进过大牢，《汉书《后来是奉旨作史，受到严密的控制。个人的见解很难掺入。明帝昭谕班固：“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明示班固不得效仿司马迁的《史记》。看东汉末年的蔡邕，临刑之前曾请求黥首刖足而续成汉史，竟然未得允许。所以，《汉书》必然不如《史记》议论风发。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个性也颇不相同。司马迁年轻时见到侠士郭解，为之倾倒，生就的一副侠肠刚骨，在《史记》中多有表现。侯外庐先生虽非常精辟地指出班固是一个典型的“二重人格的折衷主义者，”他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之下，埋藏心中本来就不多的异端思想，屈从统治者的意愿，顺理成章。

中国的史学之发达，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是连德国哲学家奥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当中有许多经学的功劳。司马迁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班固也曾被后人推崇不已，但也要看到他们所开创的历代正史体例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史家的历史意识缺乏超越变化，这个账恐怕也要算到经学头上。

六艺之中，《诗三百》是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随着六艺的经学化，产生了《诗经》学。考察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必先从《诗经》学谈起。

汉儒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属今学，后来相继亡佚，从现在的辑佚来看，例如《齐诗》有所谓“五际”之说，见《汉书·翼奉传》，后人有不同的解释，不外乎用阴阳五行同《诗》中篇章配合，借天变灾异附会经义，推论政治得失。那么，《诗经》学中文学的意义是非常次要的，其主旨是伦理化，政治化的功利目的。

四家诗中，《毛诗》独传于今。《毛诗》虽是古文，但不从文学而从政治伦理解诗，与三家诗同出一辙。《毛诗》有大序、小序。小序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大序错简于首篇《关睢》的小序之后，概论金《诗》。就大序来看，它发挥《尚书·尧典》“诗言志”说，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将《诗》同政治伦理相联系，“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出美刺二端”，深中肯綮。小序对于具体篇章的解释，直承大序美刺精神；取事实于《左传》，以史明诗，采《尔雅》释名训诂。如人所熟知的《关睢》，《毛诗序》认为：“《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好端端的一首爱情诗，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文学被经学强奸，于此可见一斑。

降及东汉，谶纬之说大兴，班固等人奉诏撰《白虎通义》，不独以五常五性之说解《诗》，把《诗》视作以人配德、以德配天的媒介，而且把《诗》同谴告之说相联系，说：“若过恶已著，民蒙毒螯，天见灾异，事白异露，作诗刺之，辜其觉悟也。”^[25]纬书谈《诗》，更加玄乎，《诗纬·含神雾》称《诗》：“集征揆著，二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乃“天地之心，万物之户”，应当“刻之玉版，藏之金府”。《诗经》学的神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

汉代王室子弟，贫苦经生都把《诗》作为自己的必修功课，背得滚瓜烂熟，但遗憾的是并未激发他们的文学创作潜力，反而成为依经立义，为现实政治说教的工具。试看武帝以后的诏书表奏，子曰诗云连篇累牍，如刘向《条灾异封事》引《诗》就有十四处之多。然汉代通经术的文人基本上没写出一首象样的诗歌，热衷的却是模拟《雅》《颂》，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说汉儒糟踏本属文学的《诗三百》，而使诗歌几近灭绝，一点也不过份。

汉代诗歌史上值得一提的是乐府诗歌和汉末文人五言诗。乐府诗歌大多数是民间创作，其中少量的是文人诗。汉乐府中的文人诗如司马相如等人所作的郊庙歌辞，鲜有文学价值可言。民间诗歌虽然丰富多采，但在汉儒眼中也不是什么文学作品。汉代设立乐府机构，把远古传说中的采诗、献诗之说付诸实践，《汉书·艺文志》：“自考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换句话说，乐府民歌之所以有价值乃在于从中可知政教得失。而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出现，正是经学瓦解之后文人自觉创作意识勃兴的产物。

汉代真正的文学是汉赋。汉赋的正宗散体大赋，它从战国的楚骚走来，熔合战国纵横家言及诸子、史传之长，当然也受到了《诗经》的孕育，所以多少可以摆脱《诗经》学的捆绑。纵观有汉一代的散体大赋的创作，走过了自身繁荣到受经学束缚和摆脱经学的艰难历程。

汉初帝王不重视文化，当然也不重视辞赋，但辞赋却在诸侯国中迅速发展起来。吴王氵鼻、淮南王安、梁孝王武三位地方诸侯都以招揽文学纵博之士而著名，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淮南小山等一批文学大手笔都钟情于赋，汉赋刚登上文坛就如长江大河一般洋溢着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但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被平息和武帝时淮南王安谋反被诛灭，汉初赋家群中的一些人相继落入法网，少数洞悉先机者如枚乘、邹阳投奔拥护中央朝廷的梁孝王武而幸免于难，汉赋创作暂归沉寂。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散体大赋很少，如枚乘的《七发》，充满了浓厚的纵横家气度和楚骚精神。中央朝廷之中的赋家有陆贾和贾谊，陆贾赋今已不传，贾谊的赋作于被贬长沙王太傅之时，贾谊包括陆贾的风格与藩国赋家基本相同。

汉武帝喜欢辞赋，他的个人爱好拯救了辞赋的命运。武帝即位后立即征诏枚乘，用“安车蒲轮”接他进京，可惜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赋家此时年事已高，中道而亡。另一位著名的赋家司马相如正年富力强，幸运地来到武帝身边。武帝之时，司马相如、枚皋、庄助、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一班赋家云集左右。但是，千万不能忘记武帝又是一位经学昌明时代的创始人，文人作赋，一定要投其所好。汉赋中最优秀的散体大赋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前篇被武帝激赏，后篇是专门献给武帝的。与藩国赋家如《七发》相似，这两篇鸿文，楚骚浪漫气息和战国纵横之风十分融洽地错杂其间，“包括宇宙，总览人物”，“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体现了博大的宇宙意识和奋发向上的力量。“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人之讽谏何异！^[26]”《诗经》学的意识开始渗透到赋中。

继武帝之后，宣帝也提倡辞赋，刘向、王褒等一批赋家时常列于左右，“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7]宣帝之时经学已经很发达，经学和辞赋的关系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辟如女工有彳奇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犹博弈远矣？”^[28]所谓“淫靡不急”即过分奢靡而没有实用价值。这种对赋的攻击，早在武帝时期就有了，上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赋的辩解，就是针对类似的“虚辞滥说”而言的。在汉代帝王中对辞赋进行肯定和较高评价的就只有宣帝了。细细品味宣帝对汉赋的肯定性评价，不难发现他的标准是“与古诗同义”、“仁义讽谕”和“辨丽可喜”、“虞悦耳目”。也就是说，赋的价值一是政治教化的诗经学意义，一是美丽动人的审美作用。但是前者凌驾乎后者之上，好在后者还没有被彻底否定。从这场争论来看，《诗经》学以它高贵的身分开始粗暴地规范汉赋创作。

成帝之时出了个散体赋大家扬雄。扬雄早年爱好辞赋，一方面受到了同乡司马相如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坚信赋的讽谏功能，所以模仿司马相如疯狂地作赋以讽。扬雄在上给成帝的《羽猎》、《甘泉》、《长扬》、《河东》等赋的序中，一一写明自己上赋的主旨，就是自觉地用《诗经》学调节散体赋的创作，它标志着作赋以讽从外在规范转化为赋家的内在自觉。然而，扬雄以赋讽谏的终极目的最终石沉大海。晚年他翻然悔悟，“或向：‘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29]。扬雄的深刻反省显示出赋在《诗经》学面前的尴尬处境。他又说“诗人之赋丽有则，辞人之赋丽以淫。”^[30]扬雄不仅辍笔赋耕，而且一笔勾销了司马相如以来赋的讽谏作用，只承认“诗人之赋”的价值，证明了汉赋与《诗经》学调节的失败。(www.daowen.com)

东汉时期帝王并不怎么爱好辞赋，但赋的创作已蔚然成风，产生了班固、张衡两位散体赋的大家。班固对赋发表了较多的看法。在《两都赋序》中他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汉赋与《诗经》一样有讽谏歌颂的功能，“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不过更偏重“亦雅颂之亚也。”在《汉书·艺文志》中他基本同意扬雄的见解，在《司马相如传》中他又沿用司马迁的看法，并且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奏雅，不已戏乎？”同扬雄相比，班固再一次试图以《诗经》学同汉赋调节，再一次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一方面强调“古诗之义”的讽谕劝诫，一方面又感到讽谕劝诫不过是昨日黄花，所以一转而为歌颂，替朝廷说教。就其所写的《两者赋》来看，虽然有人认为“归美东都”，“虽颂扬，实寓讽谏”^[31]，但毕竟不如扬雄那样耳提面命了。篇尾所附的《明堂》等诗，弥满谶纬神学之风。从班固论赋作赋，可看出由讽谏到歌颂的又一次转变。

东汉中期张衡从十九岁写到二十九岁“拟班固《两都》而作《两京赋》，因以讽谏”。^[32]张衡似乎又回到了扬雄、班固的老路上去了，实则张衡此赋并非如扬雄，班固那样有意识地献给皇上，主要是年轻的学者强烈的用世之心的显现而已。《两京赋》创造了“京都大赋之极轨”，此后散体大赋就成为绝响，反而是他后来写成的《归田赋》，引老庄之泉入赋家心田，标志着抒情小赋时代的到来。没有什么论争与宣言，随着汉末政治的极度黑暗和儒家经学的解体，赋家不必再考虑皈依经学，而是用老庄的社会批评和处士横议之风汇合，一往无前地走向抨击社会和抒写心灵。

不能忽视，汉赋中还有同散体大赋迥然不同的抒情赋。这类作品不是献给帝王看的，而是赋家“帮忙”不成之后的牢骚。从贾谊、司马相如，到扬雄、班固、张衡及蔡邕和赵壹，汉赋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在这类赋中展露无遗。即使正宗经学家如董仲舒，在遭受公孙弘暗算之后，也写了一篇《士不遇赋》，长叹生不逢时。抒情赋在汉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是在经学坚硬地表之下的潜川长流，经学对此无可奈何。

以上勾勒了汉代散体大赋与经学平行交叉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到经学对汉代散体大赋的摇控主要是通过《诗经》学来进行的，汉代散体大赋与经学同步跨入黄金时代，由于《诗经》学的官学地位，总是要努力消解汉代散体大赋的文学价值，使之成为教化的工具和神学的婢女。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诗经》学，而是从整个经学尤其是西汉前期经学尚处于生机勃勃之时来看，经学对文学也并非毫无益处。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大赋有同董仲舒经学一样博大的宇宙意识，其对外在自然的极力铺陈、夸饰与雕刻，体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视野；其对都市、宫馆、征伐、游猎、郊祀的描写，注重整体把握观照，在无限的时空中有序列地展开；其描写帝王君临宇宙的气势，作家超越时空的想象，及体会天地仁心的讽谏，都与董仲舒所建构的经学体系互为表里，满足了时代文化心理，同奏一曲雄浑伟大的交响曲。司马相如以后，经学束缚汉赋，使得散体大赋越来越呆滞笨拙，但宇寓意识仍然给它们以恢宏的气象。尽管人们对汉代散体大赋的许多弊病难以容忍，然都赞许其不可替代的宏丽风格，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对于赋家论赋作赋而皈依经义，不必太多非议，这实在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的无赖之举。从积极方面着眼，正是由于赋家不断与《诗经》学进行调节，汉赋才不至于被扼杀夭斩。还应该看到不管是“丽与则”还是“丽以淫”，汉代散体大赋始终保存着“丽”的审美特征，如语言的华美、形式的对称，体物的细赋传神等，因此汉代散体大赋比《诗》要幸运得多，文学意义并未完全被经学吞噬。相反，由于辞赋的兴盛，汉人已经注意到经学（当时称“文学”）同文学（当时称“文章”）的分别，中国文学的自觉就是从汉代散体大赋对经学的抗争中步履维艰地走向魏晋时代。

中国文学在魏晋时代走向自觉，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经学的影响。孔子及儒家经典奠定了传统的文学观，到汉代扬雄发展了传统的文学观，王充修正了传统的文学观。产生于齐梁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誉为体大思精之作，但其总论部分却是《原道》《宗经》《征圣》《正纬》，从经学讲到天学，后来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没跳出这个圈子，不过没有刘勰那么系统明确罢了。

【注释】

[1]《日知录》卷十七

[2]《史记·儒林传》

[3]《汉书·文翁传》

[4]《前汉纪》卷三十。

[5]《后汉书·循吏列传》

[6]《后汉书·循吏列传》

[7]《东都赋》

[8]《后汉书·儒林列传》。

[9]《汉书·霍光传》。

[10]《汉书·霍光传》。

[11]《汉书·隽不疑传》。

[12]《史记·儒林列传》。

[13]《汉书·兒宽传》。

[14]《汉书·匡衡传》。

[15]《汉书·董仲舒传》。

[16]《后汉书·儒林列传》。

[17]《参看《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

[18]《史记·太史公自序》

[19]《史记·太史公自序》。

[20]《史记·太史公自序》。

[21]《春秋繁露·楚庄王》。

[22]《史记·孔子世家》。

[23]《史记·太史公自序》。

[24]《汉书·司马迁传》。

[25]《白虎通义·谏诤》。

[26]《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27]《两都赋序》。

[28]《汉书·王褒传》。

[29]《法言·吾子》。

[30]《法言·吾子》。

[31]林纾《春觉斋论文》二。

[32]《后汉书·张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