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经学确立而昌盛，元帝、成帝到桓帝灵帝时极盛，桓、灵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曾经显赫一时的官方哲学，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破灭呢？

汉代经学本是官学，当汉代封建大厦倾颓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最浅显最外在的原因。只看到这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经学的谶纬化培养了一批反对者。几乎在谶纬神学兴盛的同时，一批刚正不阿的有识之士就表示了怀疑和反驳，“不畏浮云遮望眼”，揭露其伪虚的真面目。

西汉末年的扬雄，是一位通经术而有异端思想的大学者。他虽与刘歆友善，倾向古文经学，但“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刘歆见扬雄仿《易》作《太玄》，曾说：“空自若！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1]扬雄不与对答，付之一笑。“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2]在谶纬正成热门之时，扬雄却公开提出批评。他说：“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3]就是说，掌管天文的史官以天象星数推测人事吉凶，而圣人却从人事推测天理。他又说：“神怪茫茫，若布若亡，圣人曼云。”^[4]“象龙之致雨也，难矣哉！”^[5]这就恢复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扬雄对谶纬的批评是比较温和的，但在当时已难能可贵。

东汉初年，光武帝迷信谶纬，神学空气十分浓厚，郑兴、尹敏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光武帝斗争。光武帝曾向郑兴问起郊祀之事：“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坚决地说：“臣不为谶。”惹得光武帝大为脑火，结果郑兴“以不善谶故不能任”。^[6]尹敏博通经记，光武帝命他校图谶之书，尹敏说：“谶书非圣人所为，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执意要严敏校图谶，他就在其阙文处恶作剧式地加上“君无口，为汉辅”。光武帝觉得奇怪，问其原因，尹敏巧妙地回答：“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被嘲弄之后，“帝淡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滞。”^[7]

与郑兴、尹敏同时，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反对谶纬，而且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是桓谭。早在王莽代行天子职权的时候，以谶纬欺世，“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8]王莽在败亡前，天下大乱，没有解救之策，他就跑到长安城南郊的祭天之处向天祈祷，捶胸喊冤，痛哭流涕，叩头请命，希望上天哀怜帮助他。当农民军攻入宫中时，乱箭穿梭，烈火熊熊，王莽却跑到渐台之下，还手抱符命，拿出形象似北斗的镇妖威斗。桓谭对此尖锐地指出“可谓蔽贪至甚矣。”^[9]

光武帝往往用谶纬决疑定难，桓谭上书直言：“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诬误人才；焉可不抑远之哉？”^[10]光武帝诏令群臣讨论建立灵台的处所，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臣不读谶”。光武帝问其原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帝勃然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11]他叩头流血，好久才得到赦免。最后被贬出外地，中道病死。

桓谭坚定不移地反对谶讳，出于他对谶纬迷信的理性认识。他认为：“观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12]“灾异为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13]。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以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相反“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佚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省视，畏天戒而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请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14]桓谭虽然保留了灾异变怪和天戒之类的天人感应之说，但强调仁义尊贤爱民是为政之本，灾异天戒是从属派生之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鬼神的权威。

桓谭指出谶纬托名孔子，实是后人伪造，“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15]卜卦单数为阴，双数为阳，概率各半，偶然相符就不必奇怪。他曾同刘歆辩论“士龙致雨”之事，刘歆说：“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桓谭反驳道：“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16]刘歆哑口无言。“缘其象粪而为之”即同类相应的模仿巫术，是天人感应及其谶纬迷信的理论基础，桓谭以事实来反诘，接近否定谶纬迷信的理论边沿，比扬雄更进一步。所以王充推崇桓谭的《新论》“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17]

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以其博大精深的天文学知识，对灾异变怪及其谶纬作了强有力的批判。以天象而说灾异一直是神学家的异口同声，“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日食月食是由于“君道有亏”^[18]所致，“陨，民困之象也。”^[19]张衡以自己的科学观察得出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事并无联系。“月光生于日之所照”，地球遮住日光，月食就发生了。陨石乃“奔星所坠，至地则石也”。^[20]地震也是阴阳灾异家们大作文章的对象，张衡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测出地震是地壳运动的结果，与人事毫不相干。对于纖纬，张衡一是以历史事实指出：“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21]二是从纬书的自相矛盾揭露它的虚伪和荒诞不经：“《春秋元命苞》中”“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埶无若是。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22]因此，他坚决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23]

王充对谶纬神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清算。他以三十多年的精力完成的巨著《论衡》，其宗旨“一言也，曰疾虚妄”^[24]，也就是存真打假，谶纬这种假冒伪劣产品自然成为他的天敌。

王充撼动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石，用“天地，含气之自然也”^[25]的天气自然说撕开了谶纬神学给天罩上的一层人格面具，用“天地合气，物偶自生”^[26]得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27]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28]，列举从尧到舜，禹、启以及周公居摄，“皆以人心致天意”^[29]，都是圣人假托天意行事；“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智极，须仰以给足者也”；^[30]“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31]等等，从神道设教的神学目的，认识能力低下，社会环境变迁对人的心理影响诸方面挖掘出了宗教神学的产生根源，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了宗教”的论断。

王充把搞得面目全非的孔子偶像还原为肉体凡胎。他斥责谶纬为“谲诡之书”，“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32]在谶纬神化了的通天教主面前，他不是匍伏礼拜，而是写出了《问孔》这样的篇章。他说并非”贤圣所言皆无非”，有时“仓卒吐言”，“安能皆是？”神人就该句句是真理，仓卒之间说出错话，那还有多少神灵？孔子曾经说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王充敢说：“孔子所望，何其末也？”这不仅是非圣之语，而且所指在于当时甚嚣尘上的谶纬，因为“河图”“洛书”正是汉代方士化的儒生托名孔子伪造图谶的主要依据，王充可谓揭了他们的老底。

王充之所以往往击中神学要害，主要与他不拘于儒学的开阔视野和方法论上的实证手段有关。他以“鸿儒”自居，既通习五经，又博览诸子百家，贯通上下古今，还广泛利用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他认为“书无佚本，经有遗篇”，^[33]秦焚书之后，经书多有缺佚，诸子却保留完整，后世儒者抱残守缺，古学和今学就是在此斤斤计较，从而导致党同伐异。王充超越门户之见，提出“知经误者在诸子”^[34]，不徒以诸子校正儒经，直欲以诸子同儒经分庭抗礼，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的。《论衡》中上百次出现的名言就是“何以验之？”他虽然扬弃了墨子的天志明鬼观念，却发展了其“三表法”，或以古证今，或以今见古；或用逻辑推理（“考之以心”），或用事验证（“效之以事”）；或通过学习训练（“伏习象神”），或通过精密观察，直至考问个清楚明白。一切为了“真”，这种探索精神实在是中国古代所遗乏而当切实发扬的。所以大凡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厌胜、祈禳、解除、求雨、雷刑等等骗术，无一能逃过他的锋利之笔。东汉末年，王符、荀悦、仲长统等人继续反对灾异谶纬神学，但水平都没有超过王充。章太炎先生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伐挞，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35]

然而，在汉代谶纬怪胎并没有彻底堕掉。这首先在于谶纬与皇权结合，谶纬抬高皇权，皇权护佑谶纬。在专制制度下，谈不上任何学术自由，钦定的就是最高的真理，象郑兴、尹敏、桓谭等人，有刚正不阿的气度，却不容置词辩论，桓谭“极言谶之非经”就差点丢了身家性命。其它一些人即使并不相信谶纬，为了保住脑袋，恐怕还是缄默无言的好。更有一帮利禄之徒，趋炎附势。王莽以图谶之虚行代汉之实，“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美，作符命以求容媚。”^[36]“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咐以讠夭言。”^[37]“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势，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说。”如当时有个叫朱浮的人说：“臣浮幸得与讲图谶”，还有个苏竟也说：“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38]图谶之风借这些寡廉鲜耻之人，“暖风熏得人欲醉”。而那些反谶纬之人却横遭排抵，终于难以阻止这股歪风邪气。

其次，扬雄、郑兴、尹敏、桓谭这些人是倾向古学的学者，以古学反谶讳，而古学本身就有神学之弊，也就显得缺乏力度。扬雄不满今学，以拟古的方式作《法言》、《太玄》与今学相抗；郑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39]，与贾逵并列为东汉《左传》经学大师；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40]；桓谭“尤好古学”^[41]他们反对谶纬神学，不与之同流合污，但始终逃不出经学的围城。“非经”“非圣所作”等是他们不信谶纬的原因，恢复经典的原貌，孔子圣贤的面目是其目的，而他们的理论中却留下了许多盲点，如对天下感应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其存在，真可谓“不识庐山真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张衡“通五经、贯六义”^[42]，对谶纬的批驳比较有力，乃在其自然科学的武器十分锐利，不过当他进入社会学领域，照旧谈天心说灾异，成了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渺小的社会哲学家。

王充以存真打假为毕生之务，取得的成就令后人瞩目，但缺陷依然很明显。他的哲学本体“气”本来就混沌难明，唯物唯心论都可以从中引发出来，因而不能摧毁天人感应的神学基石。尽管他努力使用了一些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有时却不免杂进谬误，显得笨拙，片面、机械。他以“鸿儒”自居，高出通儒世儒，与腐儒俗儒不可同日而语，却仍然儒气十足。他的《问孔》并非都问到了要害，仍尊孔子为圣人。”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43]；“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士龙之象，果有状也”；^[44]为了论证“周不如汉”，甚至说汉代符瑞之多也胜于前代，这些话同样出自王充之口。前门打假，假却从后门钻入，哪能斩草除根？

专制制度钳制学术自由，理论匮乏留下历遗憾，利禄之欲造就学术败类，真理得不到捍卫，虚妄欺世盗名，几千年钟馗斩鬼鬼不尽，算命卜卦之流招摇过世，这其中的道理值得人们深思。

然而汉代思想家对谶纬神学的批判虽说不上彻底战而胜之，但毕竟给它有所重创，功不可磨。

经学的衰败还有自身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烦琐的形式、恶劣的学风和迂阔的“通经致用”。

经学尚未诞生之时，司马谈就曾经指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而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5]儒家定于一尊以后，儒家典籍成为圣经，经师传学，其职责就是逐篇逐句逐字地疏通经文，阐扬义理，烦琐之弊有增无减。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记六艺经传，共一百三十家，三千一百二十篇，已经是相当庞大的了。西汉末年，刘歆形容道：“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46]这主要是针对今学而言，虽然有为古学争正统的意思，却深重今学之弊。刘歆本来是羞为章句的，但他倡导的古学却更加烦琐，与今学相比过之而无不及。西汉今文经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47]解经之文多者不过十几万字。降及东汉，古学经师往往博览群书，著作等身。如周防作《古文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郑玄遍注群经，共一百多万言。

更有甚者“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48]桓谭《新论·正经》：“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秦近君即秦延君之误，《汉书·儒林传》载他师事小夏侯学《尚书》，“增师法至百万言”。“篇目两字说至十余万言”，“曰若稽古”四字说到三万言，比原文翻出几千倍乃至五万倍，烦琐之至，无以复加。

究其原因，一是“经有数家，家有数说”，^[49]累积如山。一是由于利禄之路使之然。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经典的神圣化导致了烦琐的经院哲学。正如西欧中世纪的神学家证明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立多少个天使一样，既烦琐累赘又荒唐无聊。

经学的烦琐形式，直接的后果就是白白地浪费了千万人的青春年华，“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50]多少人面对经籍熬更守夜，红颜暗老，“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再者，说经敷衍拉杂，泥石俱下，其说过繁，其义愈晦。恰似右谚所讥：“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51]。所以象扬雄、桓谭、王充那样真正的学者和思想家，毅然宣布：“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另外，“学徒劳而少功，后人疑而莫证也”，以至“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52]

经学与政治挂钩，与利禄相连，造成了恶劣的学风。西汉时期同习今文《尚书》，夏侯胜传夏侯建，夏侯建“自事师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效敌。建卒以自专门名经””^[53]且不论夏侯建是否“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仅就他“左右采获”，“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而言，就不宜厚非，实际上夏侯胜学《尚书》，既师从始昌，又师从欧阳氏，“所问非师也”，当他成了权威之后就指责夏侯建是违背师法，因为“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54]，最终搞得师生互相攻击，反目成仇。其它如传《易》的孟喜与梁丘贺之争，《公羊》家与《谷梁》家之争，都属今学内部的互相排斥，打击对方，抬高自己。西汉末年至东汉的今学古学之争更加热闹。刘歆请立古文博士，今学家“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55]一语唐塞。东汉今学家与古学家各自为陈，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家何休注《公羊传》，不引古文《周礼》一字；许慎著《五经异义》，详分《尚书》、《诗经》、《礼》、《春秋》、《孝经》五经今古文异同。刘歆曾痛心疾首的说：“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56]。刘歆虽针对西汉末年的现象而言，实概括了两汉恶劣学风的真实情况。

汉代经学的宗派主义，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不可能展开真正的自由争鸣和平等交流，必将造成贫血缺氧，窒息而亡。

汉代经学又讲“通经致用”，以为孔子为春秋立法，也就是为汉代立法。一些迂腐之极的儒生居然移古就今，对经典生吞活剥。

皮锡瑞曾举过几个汉儒“通经致用”的例子：“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57]。《汉书》记这几件事情有鼻有眼，神乎其神。“以《禹贡》治河”的是平当“当以明《禹贡》使治河，为骑都尉，领河堤”^[58]。他说：“九河今皆置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59]治水本有疏通河道与筑堤建坝二法，应当按情势而定，所以王先谦对此评论道：“当言可谓明《禹贡》矣，然与后世筑堤束水，借水刷沙情势又自不同。”^[60]自古以来象平当那样熟读《禹贡》的儒生多矣，但黄河仍然年复一年地泛滥成灾。”以《洪范》察变”，如刘向著《洪范五行传论》，与其说他是因为读《洪范》而知王凤等有篡汉野心，不如说他抱着拥汉安刘的政治目的观察清了当时的局势，因而借《洪范》以示警，对此本传中明文记载。“以《春秋》决狱”，指董仲舒，“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61]，据说所对就是《公羊春秋治狱》一书，此书已佚。然他的弟子吕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62]史称“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63]吕步舒继承董仲舒的衣钵，不依法律，按《春秋》经义治狱，完全可以想象那一定是冤案成堆，屈死鬼如山。张汤这个著名的酷吏，也一定从董仲舒那里学到了不少罗织罪名，置人死地的手段。“以三百篇当谏书”是指王式，王式作昌邑王的老师，昌邑王继昭帝之位，荒淫无道而被霍光等人借太后之命而废，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都曾谏止冒邑王，因而减去死罪。王式本当处死，法官问他为何没有谏止冒邑王的谏书，他说：“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64]。从这个故事看，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不过是王式巧言善辩，为自己的死罪解说而已。如果《三百五篇》真能起到谏书的作用，昌邑王就不会那么荒淫无道了。以上数例，足以见出儒生通经致用完全是生搬硬套。当然儒经并非一无是处，但象那般做法，确实笑煞人也，痛煞人也。

东汉王朝自中叶以降，急剧地走向没落，经学在“疾虚妄”的呐喊声中，带着自身的固疾，从武帝以来的如日中天逐渐偏西以至沉沦，还与政治黑暗，儒生仕途被阻，士风日下，玄风兴起有关。据统计，从和帝到献帝十八代天子几乎都是少年登基而年轻夭折，死于十一至二十七岁之间。于是外戚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台”，交相把持朝政，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搞得一团糟，而且网罗宗族姻子、假子们客霸占仕途，甚至公开兜售官爵，亵读选举。《后汉书·桓帝纪》：“（光和）六年十二月，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称，灵帝时卖官的价位为：“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次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明经修行是汉代选士的主要标准，汉末如此明码实价卖官鬻爵，儒生的仕路被阻塞，“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65]。加之东汉以来势族势力的扩张，’全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66]，庶族儒生想建功立业比登天还难。

仕途被阻塞之后，有的儒生坚守儒学信条，形成“洁癖”，自居“清流”，抨击外戚、宦官带来的腐败黑暗政治。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顺帝时太学生达到三万余人，很多都卷入了著名的“党锢之祸”中。“党锢之祸”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桓帝延熹年间，太学诸生所拥戴的李膺，杀术士张成，触怒宦官，被收系下狱，受诬告而牵连的有二百多人。一次是灵帝建宁到中平年间，太学生的精神领袖陈蕃同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兵败被杀；张俭被诬告“共为党部，图危社稷”，因此受到牵连而死、徙、废禁者，最多时达六、七百人。坚守儒家信条，迎来枷锁笼身，血流成河，儒学积极干预时政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丧失了通过外在事功确立自然价值的作用，对经学的信仰危机到来了。

与此同时，一些儒生则迅速堕落，士风败坏。许多儒生极力把自己伪装成具有高行孝义的人物，以博得清议的赞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67]桓灵之世，“举秀才，不知书。察考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68]一部分人“妪女禹名势，抚拍豪强”，^[69]与外戚宦官沆瀣一气。儒生不仅“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而且“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70]灵帝熹平四年不得不召诸儒正定五经，用古文、篆、隶三体刻于石碑之上，立在太学门外。

还有一部分儒生一方面维护传统的儒学精神，一方面对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进行调整，在失去了外在事功的追求之后，开始转向老庄。如朱厚，在与外戚、宦官的政治斗争方面，朱穆刚正鲠直，恪守传统。然而他却写了一篇感叹世风浇薄的《崇厚论》，说：“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通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这不是儒家经学所讲的道德，而是老庄之道的复活，它表明儒者调合道家而重建自我的努力。又如郭泰，一方面是文质彬彬的醇儒形象，一方面又“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71]朱穆调合儒道却来做到出处自如，终愤懑发痈而死；郭泰生当宦官专横，党锢祸起之世，却能全身远祸，这样的人死了之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蔡邕还因为写了《郭泰碑》恰如其人地表彰了他而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而无愧色耳”^[72]，人心转向，可想而知。

东汉末年，还有一批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批判思潮，如王符、崔寔，仲长统。仲长统生活在汉代名存实亡的灵帝至献帝年间，思想和作风最具代表性。当时的人视之为“狂生”，也有人称他“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他与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不完全是一个路线上的人，“狂生”更符合他的个性和思想。他“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长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不慕富贵功名，向往“良田广宅”的田园生活。^[73]他对烂透了的汉末士风深恶痛绝：“天下世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而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而不结于贵尊，三俗”。又说：“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74]愤世疾俗，口出狂言，句句切中时弊。他胆大包天，说：“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叛散西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把五经诸子，一把火烧个精光，唯“任意”“适物”是从，直通魏晋玄学。

汉末经学式微，魏晋玄风和畅。汉帝国四百多年的统治崩溃了，其精神支柱儒家经学分崩离析。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以唯心本体论代替神学目的论，摒弃天人感应之类虚要粗俗的神学命题；在形式上以高度抽象的义理思辨代替经学的烦琐考据；在学风上，以“得意忘言”，高谈阔论代替了抱守旧章，拘泥文学。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儒学显得“不周事用”，缘饰儒术的假名士原形毕露。曹操一纸令下“唯才是举：“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员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75]，统统任用。而汉代不可一视的阴阳灾异之说也被曹丕一道诏令废止了；“曰有食之，有司奏免大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已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76]

当然，作为统治者而言儒家经学稳固江山的吸引力依然存在。曹丕登位伊始，就欲振复经学。然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应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年间，“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鱼豢面对此情此景，只得悲叹：“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77]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代以后经学衰而不亡，魏晋时期“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78]南北朝至唐代，儒仍然同佛、道鼎立而三。宋代理学兴起，儒学融会佛、道，改头换面成为“宋学”。清代经学复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纵观由汉到清的两千年封建社会，儒家经学始终是占主流的统治思想，只有封建制度灭亡，它才寿终正寝。

【注释】

[1]《汉书·扬雄传》

[2]《汉书·扬雄传》

[3]《法言五百》。

[4]《法言·重黎》。

[5]《法言·先知》。

[6]《后汉书·郑兴传》。

[7]《后汉书·儒林列传》。

[8]《后汉书·桓谭传》。

[9]《后汉书·桓谭传》。

[10]《后汉书·桓谭传》。

[11]《后汉书·桓谭传》。

[12]《后汉书·桓谭传》。

[13]《新论·谴非》。

[14]《新论·谴非》。

[15]《后汉书·桓谭传》。

[16]《新论·离事》。

[17]《论衡·超奇》。

[18]《汉书·五行志》。

[19]《汉书·天文志》。

[20]《灵宪》。

[21]《后汉书·张衡传》。(www.daowen.com)

[22]《后汉书·张衡传》。

[23]《后汉书·张衡传》。

[24]《论衡·佚文》。

[25]《论衡·谈天》。

[26]《论衡·物势》。

[27]《论衡·明雩》。

[28]《论衡·谴告》。

[29]《论衡·谴告》。

[30]《论衡·程才》。

[31]《论衡·讥日》。

[32]《论衡·书虚》。

[33]《论衡·书解》。

[34]《论衡·书解》。

[35]《检论·学变》。

[36]《后汉书·桓谭传》。

[37]《后汉书·张衡传》。

[38]《后汉书·苏竟传》。

[39]《后汉书·郑兴传》。

[40]《后汉书·儒林列传》。

[41]《后汉书·桓谭传》。

[42]《后汉书·张衡传》。

[43]《论衡·须颂》。

[44]《论衡·乱龙》。

[45]《论六家要旨》。

[46]《移让太常博士书》。

[47]《移让太常博士书》。

[48]《汉书·艺文志》。

[49]《后汉书·儒林列传》。

[50]《汉书·艺文志》。

[51]《颜氏家训·勉学》。

[52]《后汉收·儒林列传》。

[53]《汉书·夏侯胜传》。

[54]《经学历史》。

[55]《移让太常博士书》。

[56]《移让太帝博士书》。

[57]《经学历史》。

[58]《汉书平当传》。

[59]《汉书·沟洫志》。

[60]《汉书补注》。

[61]《汉书董仲舒》。

[62]《汉书五行志》。

[63]《汉书武帝纪》。

[64]《汉书·儒林传》。

[65]《赵壹《刺世疾邪赋》。

[66]《左思《咏史》其二。

[67]《资治通鉴》卷五十一。

[68]《抱朴子·审举》。

[69]赵壹《刺世疾邪赋》。

[70]《后汉书·儒林列传》。

[71]蔡邕《郭泰碑》。

[72]《后汉书·郭泰传》。

[73]参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74]见《意林》引《昌言》。

[75]《举贤勿拘品行令》。

[76]《三国志·文帝纪》。

[77]《三国志·王肃传》注。

[78]《文心雕龙·论说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