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与经学关系密切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管是西汉还是东汉，不管是今学还是古学，都没有摆脱这个魔障。

谶是一种预言隐语，作为吉凶福祸的征兆或符验。许慎《说文》：“谶，验也。有微验之书，何洛所出书日谶。”^[1]立言于前，有微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2]谶书有是附图，故又称“图谶”。纬，相对于经而言，本指织丝的横线，因为有经书，所以就配之有纬书，纬书也称“纬候”，候是占候、预兆的意思。汉人利用图谶说经，于是谶纬连称。

谶纬神学渊源很早，可上溯到《易》中的“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话传说，而它的思想根源则在远古的巫术文化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怪异的怀疑是一大进步，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否定，至少为后来的谶纬神学留下了一个缺口，所以经学和谶纬结为秦晋之好，本不足怪。

战国至秦汉，神仙方术弥漫一时，阴阳家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一部份儒生方士化。秦始皇、汉武帝做了皇帝想成仙，上行下效，助长了这种风气。而民间老百姓也用它作武器，秦始皇时有这样的谶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因此派蒙恬攻打胡人。又有“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3]等谶言。陈涉起义前藏帛于鱼腹中，上书“陈胜王”，又叫吴广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玩的也是谶纬把戏。

把经学和谶纬联姻“伏生开源，仲舒衍其流。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则仲舒为之前导也。”^[4]章太炎断言谶纬经学化之风始自董仲舒，而近追其源则为“齐学”。“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5]战国时代，燕、齐多方士，汉代齐人治经也多杂怪说，如传《尚书》的休生，齐人，作《洪范五行传》；传《齐诗》的辕固生，解诗有“五际”之说；传《公羊春秋》的公羊子也是齐人，而以《公羊春秋》言灾异最多。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6]武帝元光元年举贤良文学诏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答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端应诚而至。”“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7]《春秋繁露》之中这样的论调还很多。董仲舒不仅从理论上讲符瑞阴阳灾异，而且具体操作，《汉书、五行志》记载了许多“案例”。例如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所以天以灾害谴告武帝。若要免灾，辽东高庙在外，则当“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长陵高园殿在内，则当“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因为“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8]董仲舒还“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9]从董仲舒的理论和实践来看，灾异谴告符瑞其本质是西方学者弗雷泽所揭示的利用“类似法则”进行类比推理的“模仿巫术”，董仲舒把它纳入阴阳五行的天人宇宙模式中，说得天花乱坠，更具系统性和迷惑性，从而奠定了谶纬神学的理论基础。其次，董仲舒认为天意毕竟太神秘莫测，于是以灾异符瑞直接显现，目的是为了达到以神权控制君权，然而这种巫术与政治的联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之下，根本不能真正限制君权，更多的时候成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造成的恶果无法估量。董仲舒之后以治《易》《春秋》而言灾异谴告之说的人越来越多，集大成的人物是刘向。刘向为汉室宗亲，楚元王的后代，他抱着“拥刘安汉”的政治目的，以阴阳灾异为武器，同当时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西汉后期汉元帝的时候，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提拔年间的刘向一起辅政，为散宗正给事中。元帝初元二年，由于宦官弘恭、石显和外戚许氏，史氏弄权，刘向同萧望之、周堪商议请求元帝罢退他们，语泄事败，反被诬告下狱。”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元帝以为天出谴告，复起用萧、周、刘。“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刘向初名）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即《使人上变事书》，文中说：“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恭、显查出是刘向所为，治罪刘向“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刘向免为庶人，萧望之自杀。其后刘向又上《条灾异封事》，文中说：“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诛，违善依恶，歙歙礻此礻此，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所以完成，灾异所以重至者也。”恭显见其书，同许、史更加痛恨刘向。“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周堪和他的弟子张猛终被贬职。再过三年，“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元帝又复用堪、猛，但被石显等人排挤，张猛最终被石显诬僭，自杀于公车门。

成帝即位，石显被诛，刘向官拜光禄大夫，外威王凤为大将军，王凤的五个弟弟都封为侯，时称“五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于是集合上古至秦汉符端灾异，写成专著《洪范五行专论》献给成帝。后来政出王氏，灾异日多，刘向上《极谏外家封事》，文中说：“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出上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元延年间，“星孛东井，蜀郡山民崩雍江”，刘向上《上星孛奏》，以为“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官，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刘向的这些文章”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但外戚势力日益强大，刘汉终于归政新莽，刘向不幸言中。

以上根据《汉书·刘向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刘向一生以谶讳为武器同外戚宦官的斗争历程。如果以此为典型范例，研讨一下灾异谴告，的确蛮有意思。

灾异谴告实在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刘向以之为武器同外戚宦官斗争，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弘恭、石显等人也以之残害忠良。弘恭、石显一会儿说灾异“诬罔不道”，一会儿说灾异是“堪猛用事之咎”。弘恭、石显把持朝政，群臣附和“日变在堪、猛”，当元帝后来责问他们，又“皆稽首谢。”还有一段插曲，当吏民上书言灾异出于王氏专政时，元帝专门去向当时的大儒张禹请教，张禹本来也是个神学的信徒，由于摄于王氏的淫威却说了一通不信灾异的话，成帝从此不疑王氏。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怎样利用灾异谴告，信不信灾异谴告完全取自个人的主观目的。桢干之臣借以肃清朝纲，佞臣则借机剪灭异已，灾异谴告就是这样一个任人捏弄的面团。

其次，灾异谴告似乎有些灵验，刘向所言屡屡中的。事实上王莽代汉是外戚专权的必然结果，与阴阳灾异并无本质联系。班固《汉书》同刘向一样抱着维护刘汉正宗的目的，夸说灵验，本不足信。如果翻开《汉书·五行志》，日食、地震、水旱、火灾、冰雹、蝗虫，甚至诸如虾蟆打架之类凡是灾害、反常，不被人理解的一切现象都可以附会到政治斗争之中，那么“瞎猫碰着死耗子”的事总会有的。班固还说过一段话：“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再者，灾异谴告有限制君权的一面，然而它的作用微乎其微，有时会走向反面。元帝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在灾异谴告面前诚皇诚恐；成帝时王氏专权已无可救药，他们对刘向以灾异论政事的耳提面命无所适从。灾异谴告在臣子手中是“银样蜡枪头”，在帝王手中却是一把利剑。当然，有时候君王也装模作样地下诏检讨罪责，更多的时候则见借机剪灭异已或找个替罪羊。西汉除董仲舒，刘向以外，善推阴阳的还有眭孟，夏侯胜、京房、李寻等人，然“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京房被杀头。身为函相的儒宗翟方进竟因天灾屡至而被成帝赐死。专制制度下的“小骂大帮忙”招致“请君入瓮”就是灾异谴告的必然命运。

西汉哀平之世，纬书出现了。王莽为了达到篡汉的目的大兴图谶。纬书与图谶合流，变以阴阳灾异讥刺时政的“小骂大帮忙”为“大捧大帮忙”，经学迅速谶纬化。

王莽代汉自立，经过了精心策划，长时间的准备，一步一步地踏着谶纬的台阶上升。他登基当年的秋天，颁布《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说：“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友，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10]直到新莽政权倾覆之时，还抱着符命、威斗向神学讫灵。而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向的儿子古文经学的倡始人刘歆，以谶纬神学对之帮忙不少，从而当上了“国师”。新莽末年，刘歆与人谋诛王莽，仰观天象，以为“东方必成”，举事之前说：“当待太白星出，乃可。”^[11]最终事泄自杀。

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得到了谶纬的大力帮助，如“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2]，“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13]之类。刘秀尝到了甜头，称帝后“宣布图谶于天下”^[14]，从此图谶合法化。

章帝建初四年，召集群儒于白虎观，天子亲临，名义上“讲五经异同”，实际上借皇权把用谶纬解经义法典化。这次集会后写定的《白虎通义》，用了大量的纬书解经，把董仲舒以来的谶纬神学发挥到了极至，其核心就是以天命将君权神圣化。”士之趣赴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15]

汉代的纬书数量很多，隋代以后逐渐亡佚，今存者已非全本，大多是些佚文。纬书共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之纬。《隋书·经籍志·纬类序》说当时纬书有八十一篇，《后汉书·方术列传》“河洛七纬”下唐李贤注有三十五种。明代孙樑辑纬书佚文为《古微书》，共计九十六种。清代马国翰《玉涵山房辑佚书》辑四十七种。日本人中村璋八合这些辑本为《纬书集成》。通过这些辑佚的纬书与《白虎通义》合看，可见出东汉经学的谶纬化程度。

纬书中有很多奇谈怪论。纬书神化孔子，《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的母亲征在梦中与黑帝交而孕，孔子是黑帝的儿子，故称玄圣。《孝经纬·援神契》说，孔子完成《春秋》、《孝经》，备告于天，“天降宝玉，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如此则孔子不仅是圣人，而且是神人、通天教主，预言刘姓登位天子，为汉制法。纬书神化天，为封建专制说教，《春秋纬·说题辞》：“天之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经也。”《白虎通义·天地》也说：“天者何也？天之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纬书讲封建纲常，《礼纬·含文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义·三纲六义》也说：“三纲法天地人。”《白虎通义》将纬书与经义牵合的地方很多，难以遍举。

纬书与经学结合，还表现在其它讲经义的典籍中。贾逵改《左传》与图谶相合，谎称五经都没有证明刘氏为尧后，而《左传》有明文。曹褒混合五经谶记之文，制定礼乐制度一百五十篇。马融曾“集诸生考论图纬”^[16]，郑玄米纬书注经。何休注《公羊春秋》，引《春秋纬·演孔图》。近代有人认为古文经学反谶纬，其实古文学家如贾逵、马融、郑玄包括刘歆都不免此病，今学与古学在此同场竞技。皮锡瑞说：“后汉尚谶记，不引谶记，人不尊经”^[17]，一语道破天机。

从董仲舒推阴阳灾异到东汉经学的谶纬化，汉代经学最终滑入神学迷信的泥淖。如果说董仲舒以灾异作谴告，以神权约束君权，为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进行说教，还多少有些威慑作用的话，那么发展到成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就让人啼笑皆非。至于谶纬与经学合流，“一片神鸦社鼓”，则预示着它离末日已经不远了。(www.daowen.com)

谶纬的虚妄荒诞不言而喻，如果从这荒谬之中努力寻找，还是可以发现一点有用的价值。刘师培《谶纬论》曾列其五善：“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徵礼”，并说：“足助博物之功，辅多闻之阙，殷周绝学，赖此可窥”。刘勰曾说谶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又如《书纬·考灵曜》：“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含有比较科学的地动说因子。这些算得上“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

【注释】

[1]后十二字依段注《说文》本据《文选注》引补。

[2]《后汉书·张衡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太炎文录初稿别录》卷三

[5]《经学历史》。

[6]《汉书·五行传》。

[7]《汉书董仲舒传》。

[8]参见《汉书·五行志》。

[9]《汉书·董仲舒传》。

[10]《汉书·王莽传》。

[11]《汉书·王荆传》。

[12]《后汉书·光武帝纪》。

[13]《春秋纬·演孔图》。

[14]《后汉书·光武帝纪》

[15]后汉书·方士列传序》。

[16]《后汉书·郑玄传》。

[17]《经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