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国的一部历史著作，儒称《春秋经》。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春秋》错举四季之二，表示它是编年体的历史。《孟子·离委》：“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36]。则各国之史，名目不同，《春秋》一名，可能比较通行。“百国《春秋》”一类的各国史书今已不传，唯鲁《春秋》犹存，《春秋》于是成了鲁史的专名。一说《春秋》之名寓有褒贬，春生秋杀是天道，以《春秋》为名是代王者作赏罚。又说鲁哀公十四年春获麟，孔子作《春秋》至九月书成，始于春终于秋，故题《春秋》。后二说皆穿凿之词。

孔子作《春秋》是今、古文派都承认的事实。《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之作《春秋》，大致以鲁《春秋》为底本，又参校“百国《春秋》”修订而成。经孔子修订的《春秋》流行于世，旧的鲁史就称“不修《春秋》”。

《春秋》本是单独成书，后来合于《春秋》三传中。合于《左传》的是古文经。合于《谷梁传》和《公羊传》的是今文经。古文经十二篇，今文经十一篇。《春秋》以鲁国十二国君编年，每君一篇，共十二篇，今文经把在位仅二年的闵公附于庄公之后，所以是十一篇。古文经与今文经最大的不同在于，今文经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一条，而古文经直到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一条，不仅比今文经多两年，而且竟然记录了孔子死的月日。孔子怎么会准确预知自己的死期而且事先记录下来呢？所以古文经多出来的二年文字，实属狗尾续貂。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以鲁史为主，杂记周天子及诸侯国的大事，上起隐公元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所记之事都极其简略，类似历史大事年表。然《春秋》简而有法，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7]他借此尊王攘夷，正名定分，寓褒贬，别善恶，明是非，但写得隐晦含蓄，这就是“春秋笔法”或“春秋书法”。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其君”，言弑而不言杀就是以下犯上的意思。《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记“莒人弑其君密州”，意思是密州为莒人所共弃，“国人皆曰可杀”。正因为《春秋》简短的语词中隐含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所以后来就有专门解释其微言大义的解经之“传”。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后世无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左传》的作者相传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事实上，异义是很多的，总概起来有如下三点。第一，左丘明的身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认为鲁君子左丘明，与其它人共受《春秋》于孔子，他惧怕弟子各人按各人的意思记录而失真，所以根据孔子的讲解记录下了《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在《史记》的说法之上，更加上左丘明为鲁太史，与孔子共观鲁史记，共修《春秋》，并为《春秋》作“传”几层意思。考察《论语》，左丘明实有其人。《论语（公治长》：“子曰：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细细体味这段文字，左丘明应是孔子同时代的人，孔子的好恶与之相同，似乎名气很大，是孔子的前辈，那么左丘明不会是孔子的弟子。而再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著名弟子中确实没有左丘明。因此，左丘明究竟是鲁太史还是鲁君子，是否为孔子弟子等等，看来颇为难定。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左丘明是否为《左传》作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及司马迁《报任安书》都说：“左丘失明，厥其《国语》”。则左丘明又是一位盲人，类似古希腊的荷马，写作了《国语》。且不论《国语》是否为左丘明作，司马迁在这里并未提及左丘明作《左传》之事确是事实。另外，《左传》所记之事竟然有在孔子死后五十多年才发生的，显然其作者不能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以《左传》的作者并不一定是左丘明，或左氏另有其人。第三，清代的今文学家如康有为更大胆地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www.daowen.com)

关于《左传》，涉及到今、古文学家的门户之见，今文学家的主要经典是与《左传》差异颇大的《公羊传》，所以不遗余力地攻击《左传》。“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38]。再推衍下去就是作者不是左丘明，甚至《左传》是刘歆伪造。近人一般都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的学者根据各国史料编成，作者左丘明虽有疑点，但无铁证剥夺他的版权。至于说刘歆伪造《左传》，既非事实，也实在太抬高刘歆了。如果刘歆真有那样大的本事伪造一部那样优秀的著作，恐怕其才能要在司马迁之上了。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22—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多十三年。《左传》和《春秋》的关系若即若离。主张其不传《春秋》者认为，《春秋》经文所有者《左传》往往不解释，《春秋》经文没有的《左传》偏偏记录，所以经自经，传自传，“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主张其传《春秋》者认为，《春秋》仅仅是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佚闻琐事，而且往往发凡起例解释《春秋》书法。桓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39]桓谭虽尚未摆脱经学的眼光，但他对《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还是说得较明确。

《公羊传》是《春秋公羊传》的简称，或称《公羊春秋》。相传作者是齐人公羊高，公羊为复姓。据说公羊高是孔子弟子夏的学生，公羊氏世传《春秋》，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四代孙公羊寿同齐人胡毋子才写成书，《汉书·艺文志》说它是“未世口说流行”，属于今文。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阐明《春秋》微言大义最为周洽，特别是经过汉儒董仲舒的发明，遂成一代显学。

《谷梁传》是《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或称《谷梁春秋》。相传作者是鲁人谷梁赤。谷梁也是复姓，赤又作寘、俶、淑，喜（或误非“嘉”），皆声转相通。据说他与公羊高同为孔子夏的学生，或说在公羊高之前，或说在后。其书亦如《公羊传》为“末世口说流行”，属今文，西汉时写成，写定之人已不可考。与《公羊传》同属解经之作，但比较质朴、审慎。西汉末年，《谷梁》学与《公羊》学并盛，东汉不立于学官。

《春秋》三传各有千秋。以史学、文学的眼光看，《左传》为纪事本末体。事实详赡，文采华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史合璧的著作。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它推崇备致，现在研究历史和文学的人都一致地高度评价它。《公羊传》和《谷梁传》为问答体，以解经为主，附及史事，虽然文章也有特色，但远远不及《左传》精美。以经学的眼光看，《左传》往往离经记事，《公羊》《谷梁》随文解经。前人以为《左传》长于文史，《公羊》《谷梁》长于解经，是持平之论。《春秋》如果没有三传，就成了王安石所讥的“断烂朝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