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又名《尚书》,后儒尊之为《书经》。先秦典籍引其文都称“《书》曰”,不称《尚书》。《尚书》一名,大致起于汉初。《经典释文叙录》:“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郑玄说:“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王肃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后二说见于《经典释文叙录》自注。较之三说,以第一说为切要。
《尚书》大致出于各代史官之手,有的还是后人增补之作,具体的作者已不可考。《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纥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尚书正义》引《尚书纬》:“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十篇为《尚书》。”孔子为《书》作传本不可信,“百篇”“百二十篇,“三千二百四十篇”云云,亦未可定。按理,孔子以《书》为教材,可能是曾经“编次其事”者之一,却不一定是最终的定稿者。据陈梦家《尚书通论》统计,先秦诸子有几部书其引《书》一百六十八次,佚文达一百一十条,由此看来《书》的篇目原本是很多的,留传后世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读《尚书》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今古文之分和真伪之辨。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纠纷难辨。治《尚书》不先考今古文分别,必至茫无头绪,治丝而棼,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非徒争门户也。”[28]
汉初所传《尚书》为今文。秦焚书之后,《尚书》难求,汉文帝时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把家藏的二十八篇《尚书》残卷口授于朝廷派去的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就是今文《尚书》。武帝时,民间献《泰誓》一篇,遂成二十九篇。
《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这就是古文《尚书》的由来。
最初今、古文《尚书》的分别,一是书写文字不同,一是后者比前者多十六篇。细察它们的由来,应是同出一源。伏生之书与孔安国之书及鲁恭王发现的书,原来都是古文,只不过伏生之书译写为今文,孔安家藏之书仍保持古文原貌而读之时用今文,鲁恭王发现的书与之相同,那么二十八篇今古文应无多大差异。多出的十六篇汉代既无师传;也无注释,逐渐亡佚。汉代的今、古文《尚书》之分并无多大影响。
然而现代流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却为五十八篇,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古文《尚书》。据《经典释文》和《隋书·经籍志》,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枚(一作“梅”)赜(一作颐)忽然献上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唐代的《经典释文》和《五经正义》都采用了这个传本,于是沿习下来。但对这个古文《尚书》一直有人怀疑,清代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罗列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断定其为伪书。丁晏《尚书余论》乃证明作伪之人是三国时期的王肃。于是这个大骗局终被揭穿,多出的二十五篇被称为伪古文《尚书》,所谓孔安国的《传》称为“伪孔《传》”。《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为五十八篇,除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外,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个别篇目再作划分而成三十三篇,所以它是一个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本。
再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不是全真。现在能够见到的中国最古老的文辞是甲骨卜辞,产生于殷商中后期,中国从此有了信史。那么今文《尚书》中的虞、夏之书,就不完全可靠了,再从所记内容和文字表达水平看,显然系后人追记,至少不是当世史官手笔。即使比较可靠的商、周之书,也有后人的加工润色。但是,今文《尚书》中的虞、夏之书,包括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不是前人凭空捏造,中国古籍亡佚颇多,秦汉之前或汉魏之前追记伪造之书所依凭的材料现今很多都不传了,不能简单武断地说它们完全伪妄不实。《尚书》的伪古文可以分清,《尚书》材料的真伪有些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有些参照先秦它书所引或通过考古发现还能还其庐山真面目。
另一个使人头疼的问题是《尚书》语言古奥难懂,就连“口不绝咏于六艺之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古文大师韩愈也说它“佶屈槨牙”。《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尚书》为史官按当时口语笔录而成,所以与后来的文言文差距很大,必须通晓古今语才能读懂。此外,当时的“成语”即习惯用法与后世的意义不同,绝不能拆开来讲。还有,《尚书》多错简缺简,后人按完整文章理解难免有误。对上古文字有专门研究的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曾经说过他只能读懂《尚书》的一半,这不仅仅是谦虚[29]。《尚书》读不懂的地方不必要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当然也不能反对专家学者去努力“破译”。(www.daowen.com)
《尚书》是上古政治文献的汇编,记录了从尧舜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历史人物、事件、典章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伪古文《尚书》出于汉代之后,本书不讨论。商周之书比较可靠,虞夏之书也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先谈前者,继谈后者。
《商书》中最有名的是《盘庚》。《盘庚》所记之事符合历史真实,这是向来为史家所承认的。《盘庚》分为三篇,三篇的次序,历来有争议。俞樾《群经评议》卷四认为今本中篇宜为上篇,下篇宜为中篇,上篇宜为下篇,此说比较接近情理。这篇文章写盘庚迁都于殷,臣民反对迁徙,盘庚一再说服。所说之理不外乎两条,一是“天命”,一是“先王”,恩危并施,体现了殷人敬天信鬼之风。这种思想作风贯穿于整个《商书》之中。
《周书》虽然也有天命鬼神的内容,但理性的色彩增强了。以《天逸》为例,这是周公告诫年轻的“嗣王”成王的一篇训辞。文中“保民”多于“敬天”,讲“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保惠于庶民”,总结历史经验,以殷为鉴。据郭沫若考证,“德”字在甲骨文中尚未出现,《周书》几乎篇篇不离“德”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儒家的修德慎行,民本思想,仁政王道,忧患意识等等就发端于此。
《周书》中的《洪范》、《吕刑》、《酒诰》等都很有特色。《洪范》中的所谓“河图洛书”记戴了“洪范九畴”“食货”,为五行学说及食货型经济模式之滥觞。《吕刑》可以作为古代刑法史的参考资料。《酒诰》不仅从中可以了解殷人的嗜酒风俗,而且是周人及以后的华夏民族远离宗教迷狂注重实践理性的宣言书。
《虞书》中重要的有《尧典》,记唐尧虞舜之事,有人从中分出《舜典》。篇首有“曰若稽古帝尧”的话,显系后人追记。其内容包括尧“钦明文思”之德,治历明时之政,选拔官吏,举舜自代,再述舜成禹之功,得贤之盛,而以勤劳民事,巡行南方终篇。这样的文章,讲德政禅让,是西周以来的思想,而且文从字顺,但《左传》、《孟子》等书都引过此篇的文句,可见它不会晚于春秋战国之际。
《夏书》可举《禹贡》以见一斑。这是一篇奇特的记事之文,首述禹治九州之功,次述禹治山水之功,最后述禹统一中国之功,是一篇最早的地理著作。文字骈散有致,而“九州”的观念出自战国,那么它应属战国之作。
《尚书》客观上保留了许多重要史料,但在经学家眼中意义远不止此。《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各不同。”墨子道尧舜,重在节用勤劳方面,孔子道尧舜,重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及禅让等方面。《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此言同《尚书》始于《尧典》,终于《周书》,以及《尧典》中记历数,《禹贡》记治水和任土作贡巧合,这不是简单的偶合。《尚书》中尧舜等古代圣君贤相之事已经被美化,儒家的“先王”观念,“托古改制”等等,蕴含其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历史正统观,大一统的学说,无不有了“真凭实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