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到两汉出现儒家经学，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由分到合的漫长历程。

“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1]这个人类的“轴心时代”或“哲学的突破”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王纲解彳丑，礼崩乐坏，中国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政治上的弱肉强食，阴谋迭出；一方面是学术文化上的大自由、大解放，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阴阳五家，它们各具特色又共同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基础。

儒家在诸子百家中当坐头把交椅，资格最老，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儒家有三位巨子：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商民族的后裔，周民族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冯友兰把他比作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范文澜说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皮锡瑞列他为经学的开辟者。的确，在中国文化的词典中，孔子的地位和出现的频率之高无与伦比。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礼即社会行为规范，讲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严密细致地规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仁即爱人，是孔子学说的精华，在篇幅仅万余字的《论语》中，“仁”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子最大的贡献是将礼与仁协调统一起来。“人而不仁，如礼何？”^[2]把外在规范的礼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的仁，是孔子最高的人格境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换言之，在文化秩序之上建立政治秩序，而绝不能相反。孔子学说有浓厚的复古色彩，中庸调合机制，主张在不打破宗法血缘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体系——文武周公之治那样的“理想国”。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战国中期儒学的代表是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第四代门徒，儒学的正宗传人。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主张人性善，仁政王道，区分义利之辨。其学说体系中最闪光之点是民本思想和高扬个体人格。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把暴君比作独夫，人人得而诛之。他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6]。孟子鲜明的轻君重民意识，卓尔不群的君子人格在封建专制时代有独特的价值。宋代理学推尊他为亚圣，孔孟之道成为儒学的代名词。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师，他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礼，主张人性恶，法后王，天人之分等。他的天人之分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光芒，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整套社会制度论，经其弟子韩非、李斯的发挥和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成了建构封建专制主义大厦的理论基石。

与儒家同为春秋战国的显学的是墨家。“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7]墨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侠士风度，墨学门徒甚至有类似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军队合一的组织。其理论体系包括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强本节用，兼爱非攻等内容。其学说严密的逻辑和实证手段，以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在偏重体悟轻视分析、关切现实人生的中国文化品格之外独树一帜。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老子和庄子。老子学说属“君人南面之术”^[8]，庄子学说属艺术人生哲学。老庄虽然有别，但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如同样使用“天道”、“无为”、“阴阳”、“有无”等范畴，具有朴素辨证法精神，共有一种反文明的倾向和隐士风度。庄子学说中最有价值的是审美观照和对绝对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

法家分法、术、势三派，法即法令、政令；术即策略、手段；势即权势、权威。战国后期的韩非则溶三者于一炉，集法家之大成。法家以犀利的笔法、严密的逻辑，论证了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利害关系，揭露了儒家“美丽的回顾”——“法先王”的虚伪，展示了带血的历史进化。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邹衍。把古老的阴阳同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用于人事社会的解释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邹衍认为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胜，循环运转。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各个朝代代表一德并有符应，如虞土、夏木、商金、周火等。五行同时空相配，如东方和春天相配，由木主持，等等。邹衍还有“九州”之说。总之，合天地人于阴阳五行的有机系统之中。

从对这五家思想的匆匆巡礼中，可以见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异采纷呈，争奇斗妍，恰如《汉书·艺文志》所言：“五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诸子百家虽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但“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9]诸子之间的互相影响、交合乃至兼容，在战国后期越来越明显。相传为子思所作的儒家经典，把孔子推尊为通天教主，是受训了墨家的刺激，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吸收了道家的影响。荀子虽为儒家，却兼采百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韩非不仅集法家之大成，而且“在道家有其渊源，在儒家有其瓜葛”，“与墨家通了婚姻”^[10]，还与兵家有不解之缘。然而这只是学派之间的互相沟通，平等的互相取舍。一旦政治同学术挂钩，就必然打破这种缓慢的融合，加速甚至改变倾向某一学说的学术走向。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结束了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千秋大业，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政治的大一统要求文化大一统从理论的或然性前途预测，诸子百家尤其是以上介绍的五家都有可能在吸收别家之后跃居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顺时应世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专制、统一的政策，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都相当成功。但是，在对待思想文化的精髓——诸子学说的时候，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本来在秦始皇即将兼并六国之时，丞相吕布韦组织门客编纂了一部兼有儒、墨、道、法、兵、阴阳、纵横等综合数家，博采众长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它似乎表明应当以此来作为统一王朝治理天下的理论基础。可是随着吕布韦权力野心膨胀到危及秦王嬴政的统治地位而最终被迫饮酖而亡之后，因人废书，秦始皇就选择了法家学说。然而秦始皇选择法家有更深刻的历史因素，秦国的几代雄主均倾向法家，法家思想在秦国树大根深，曾经使秦国从一个偏远的西方小国后来居上，最终一统天下。秦孝公任用法家商秧变法，秦国魔术般地从此富强起来；秦始皇还是秦王之时，读到韩非的著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乎！”^[11]大加激赏，引为知音，不惜发动战争，把他弄到手。而辅佐秦王当上始皇帝的李斯正是一位法家人物。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变本加厉地片面实行法家学说，突出的表现就是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秦朝建立之初，朝廷设立博士一职，掌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是高级的学术顾问。博士的名额多至七十人，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都可立为博士。博士教授弟子，甚至参与政事讨论，跟随秦始皇出行。儒生在秦初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封建最高统治者被尊为“皇帝”，皇帝之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自称为“朕”，就是嬴政采纳丞相李斯等大臣及一些儒学博士的建议而成。公元前219年立在泰山顶上的颂德碑，出于儒学博士及鲁地儒生手笔，始皇行封禅大典也请儒生讨论过。然而，公元前213年，儒学博士淳于越建议始皇效法商周的分封制，与秦所推行的郡县制大相径庭，同李斯等法家唱对台戏，遭到了李斯的竭力反驳，儒家同法家的合作从此破产。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之十日不烧，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2]这次焚书，虽然朝廷所藏之书以及民间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毁禁之列，但学术垄断于官府，思想自由受到拑制，从此春秋战国繁荣的学术局面宣告结束，儒家学派也遭受了一切重大的打击。其实，焚书的理论并非李斯独创，法家的代表人物商秧、韩非早就说到过，所以始皇李斯焚书是法家成为统治思想的必然结果。焚书后的第二年，由于为始皇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多次使他失望，方士侯生、卢生甚至不满他的刚戾自用，严刑酷法，居然逃之夭夭。始皇一怒之下，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被活埋的方士之中，有不少是儒士，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焚书坑儒”。儒学这次比上次受到的打击更加惨重，以古非今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凭借粗暴的行政命令和血腥的武力镇压，要想消灭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永远不可能办到，正如剪除的韭菜，阳光土壤一旦适时就会重新蓬勃地生长起来。秦末天下大乱，除参加打仗的军人之外，最忙碌的恐怕就要算儒士了。陈涉起义不久，孔子的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去投奔，并当上了博士。其它儒生都纷纷投靠推翻暴秦的各路诸侯豪杰。司马迁对此解释到：“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13]秦王朝短短十五年就寿终正寝，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思想文化政策上的失误，崇法禁儒，是更深层次的根源。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下层平民，生性不喜欢儒术。他曾经把儒者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撒尿，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不过他并没有把儒生统统赶跑。当上皇帝以后，刘邦第一次感到儒生有用，是叔孙通为他制朝仪。当年那些同刘邦打天下的将军们，多是自己的朋友老乡，同刘邦一样不通文墨，在皇宫里酒足饭饱以后，放声高歌，拔剑击柱，乱糟糟的一团。刘邦觉得不成体统，但又想不出办法加以约束。秦时即为博士后来跟随在刘邦身边早就想找机会升官发财的儒生叔孙通，趁势请求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朝仪”，得到了刘邦的首肯。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的发祥地曲阜，招集三十余位儒生，连同自己的学生一百多人，紧锣密鼓地制定规章，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公元前200年，长安宫落成，诸侯群臣都来朝拜，正式启用“朝仪”。文武官员分两班跪坐，刘邦乘着辇车缓缓驾到，文武官员按职位大小为序，一一致词祝贺。“至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然后设立酒法，文武官员俯身仰头，依次为刘邦敬酒祝寿，最后宣布酒宴结束。御史执法将那些动作不合规矩的人统统赶出殿外，于是整个宴会无人敢喧哗吵闹。刘邦喜出望外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官拜太常，赐金五百斤，弟子们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套显示君尊臣卑的繁琐滑稽的仪式表演从此进入宫廷，儒家的神通也体现出来了。^[14]

使儒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的不是叔孙通那样的陋儒，而是陆贾等真正的思想家。陆贾曾经常常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刘邦洋洋自得而且颇不耐烦地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针锋相对地批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不怿而有惭色”，于是令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于是写成十二篇的《新语》，每奏一篇，刘邦无不称善，左右高呼万岁。《新语》旨归在于“行仁义，法先王”，汉代的班固、王充等人都把他列于儒家类。

也许由于受到陆贾的劝谏和以后治理国家的深切感受，刘邦逐步认识到了儒家的重要性，他曾敕书太子：“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15]刘邦晚年“过鲁，以大牢祠孔子”^[16]刘邦虽说不上重视儒学，但他的转变已经预示着儒学离灿烂的日子不会太久。

然而，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是黄老思想。

秦末天下大乱，继后是楚汉战争，人口顿减，城乡经济异常凋弊。《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于是上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田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因循守旧。从上引这段重要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黄老思想是汉初经济赤贫之下不得已的选择。

至惠帝高后之时，曹参继萧何为相。曹参早年曾问政于善治黄老言的盖公，盖公告之以“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相齐，“莫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继萧何为朝廷丞相，“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他用贡酒堵住向他建议改弦更张的人的嘴巴，“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惠帝刘盈对曹参的态度也有不满而责备他，他说：“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刘盈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他又说：“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刘盈答道：“君似不及也。”曹参乘势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刘盈被说服了，说：“善！君休矣！”。^[17]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之学运用于政治结下的硕果。文帝在位的时候，多次下诏重视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劳役，废掉割鼻断足的酷刑。他十分提倡节俭，并身体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招土匠预算，要花费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身穿黑色的丝织品，所宠爱的姬妾慎夫人穿的衣服，也不用流行的拖地样式，目的是为了节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18]“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9]“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20]。”在民间，黄老学说蔚然成风。文帝时有王生，“善为黄老言，处士也。”^[21]又有长安卜者司马季主，“通《易经》，术黄帝、老子”^[22]。景帝时有黄生，曾与儒学博士辕固生辨论。还有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23]，官至鲁相。

文、景之时主崇黄老，但并不意味着其它思想就消声匿迹。文帝之时的著名思想家贾谊，是一位通常被看作儒家的代表人物。贾谊沿着陆贾所开辟的道路，总结秦王朝迅速败亡的原因。他的《过秦论》三篇，以纵横驰骋的气势，不可辩驳的事实得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的宏论。贾谊还有《陈政事疏》、《新书》和一些赋作，大要在于以仁义为本，礼法结合，维护中央集权，重农抑商等。刘向评论道：“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24]

文景之世的晁错，是一位倾向法家的重要思想家。他总结秦亡的教训，重农抑商与贾谊相同，然而他要偏重法术，多谋善断，当时号称“智囊”。他坚决主张“削藩”，引起“七国之乱”，但景帝最终还是采纳他的主张平定了这场战乱。

从陆贾、贾谊到晁错，为了指出其学术主流，人们分别列他们于儒家或法家，准确而言，他们都兼采百家。陆贾时时称说《诗》、《书》，据说还是一位《谷梁传》的大师^[25]当然属儒家。从《新语》大讲“无为而无不为”来看，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而且夹杂法家的色彩。所以陆贾又被一些学者归于道家或杂家。贾谊精通六经，与《左传》的传授颇有关联^[26]，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贾谊还访问过当时的民间黄老学者司马季主^[27]，司马迁又说他“明申、商”，而且贾谊身上颇有纵横之气，列贾谊为儒、道、法、纵横之家，似乎都有道理。晁错“明申、商”是主要的，但曾经跟伏生学《尚书》，今文《尚书》就是由他从伏生那里口授记录下来的。那么晁错是法儒同习了。

兼采百家是西汉前期思想的重要特征，可以说战国后期学术合流的趋势经过秦代的断流，此时又重新进入正轨。陆贾、贾谊、晁错之后，以系统的理论会通百家的是《淮南子》。从总的倾向上看，《淮南子》属于黄老之学，现代学者谓之“新道家”。“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消息。”^[28]“纲纪道德”，又“经纬人事”，“与世浮沉”又“与化消息”，跟清静无为，因循守旧的先秦道家不能划等号。道家的重要命题“无为而无不为”在《淮南子》中已经变种：“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这是一种“变相的有为论，”^[29]表面上还在说“无为”，实际上强调的是“无不为”，即顺应客观法则去积极活动以取得事功。在仁义与法制的关系上，《淮南子》主张“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本末一体也”^[30]。《淮南子·主术训》中有一段话讨论到君、有司、民众、法义之间的关系，很值得重视：“左之制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主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成身为诸侯王的淮南刘安以此有意对抗朝廷，这是一个系统的严谨的理论问题。《淮南子》还借阴阳五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宇宙构架，天地万物皆涵盖于这个系统之中，天人感应论已初具规模。尽管淮南子刘安以诸侯觊觎天子之位而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尽管《淮南子》以黄老学说消化百家还有杂凑的痕迹，但它在很多方面都与下面所要介绍的《易》传和代表朝廷意思的董仲舒的学说相似。

经过汉初几代帝王君臣的艰苦努力，到武帝时候，中央皇权稳固了，经济实力空前强盛。《汉书·食货志》：“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与汉初的赤贫相比，武帝之时何其阔绰著华！这当然是黄老政治留下的丰富遗产，但是黄老政治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助长了诸侯王的政治野心，导致了“七国之乱”；一是不适应经济强盛之后大汉帝国日益需求的文治武功。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黄老学说应该退位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位年仅十六岁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汉武帝即位登台，他无疑是上演儒家经学这场大戏的主持人。武帝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他刚即位就重用倾心儒学的赵绾、王藏等为公卿，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不料这个大动作却激怒了年迈而顽固坚守黄老立场的祖母窦太后。早在景帝之时，窦太后召问儒学博士辕固生问《老子》。辕固生不识时务地说：“此是家人言耳。”^[31]“家人言”即匹夫、庶人之言，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窦太后一怒之下罚辕固生下圈杀猪，好在景帝暗中给了他一把锋利的刀子，他一刀命中猪心，猪应手而倒，才没有送掉老命。这次赵绾和王藏远不及辕固生运好，窦太后借机将他们下狱治死。不过没过多久窦太后就命赴黄泉，武帝于是放开手脚，一改先祖故训，用儒家经学将黄老之学取而代之。公孙弘、董仲舒及一班儒学遗老后生粉墨登场。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战国末年诸子百家相摩相荡，既竞长说短又互相融合。秦汉大一统政局的形成，改变了平等争鸣的格局，导致了以某家学说为主兼容百家的倾向，甚至造成一家一说的片面发展。法家先拨头筹，然后是黄老领尽风骚，最后由儒家一统天下。也许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曾经用来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教导学生而述作的思想学说会在汉武帝的时候交上华盖运，而且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一直端坐神圣宝殿。不过他的后继者也曾作过艰辛的努力，以致付出血的代价。然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统治思想，并不是儒生或者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现实的需要程度，只要打开儒家的经典就会发现，它之中的伦理——政治型结构确实适应宗法——专制的封建政体的需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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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

[2]《论语·八佾》。

[3]《论语·为政》。

[4]《孟子·尽心下》。

[5]《孟子·滕文公下》。

[6]《孟子·告子上》。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8]《汉书·艺文志》。

[9]《汉书·艺文志》。

[10]郭沫若《十批判书》。

[11]《史记·韩非列传》。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史记·儒林列传》。

[14]参见《史记·叔孙通列传》。

[15]《古文苑》卷十。

[16]《汉书·高帝纪》。

[17]参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18]《汉书·文帝纪》。

[19]《史记·儒林列传》。

[20]《汉书·汉武列传》。

[21]《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22]《史记·日者列传》。

[23]《史记·田叔列传》

[24]《汉书·贾谊传》。

[25]参见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

[26]参见《汉书·儒林传》。

[27]参见《史记·日者列传》。

[28]《淮南子·要略》。

[29]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30]《淮南子·泰族训》。

[31]《史记·儒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