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也许只是似曾相识，但在中国古代却曾经是一切知识中最起码、最重要的东西。魏晋时期的管辂为何晏说《孝经》“高而不危”及《易经》“谦”、“壮”两卦，何晏就谓之“老生常谈”。^[1]

正因为经学曾经是老生常谈，所以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就十分显赫，甚至有人认为“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经学呢？

要懂得经学，先就要了解“经”。前人曾经把“经”说得很神秘。《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玉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经者，不易之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孝经序疏》引皇侃说：“经者常也，法也。”如此这般，“经”就成了万世不变的最高真理。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经书是官书。《论语集解序》：“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这正象现代书籍版本各有大小，官书竹简特大，所以称经书。古代竹简大小是否有这些规定，现在无从知晓，但竹简特大的官书何以称为经书，则令人费解。

章太炎先生穷本溯源，破除了笼罩在经书之上的重重迷雾。他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2]其实，“经”的本义取象治丝。《说文解字》：“经，织纵丝也。”经乃相对织丝的纬线而言。古代书籍由熟牛皮绳之类贯穿竹简而成，形制颇象纵横交织的纺织物。据说孔子晚年喜好《易》，“韦编三绝”，“韦编”就是熟牛皮穿成的竹简书。因此，“经”就成了书籍的通名。

古籍中最早以“经”称书的记载见于《国语·吴语》“挟经秉桴”，“经”指兵书。另外，《内经》、《难经》是医书；《墨子》一书战国时称《墨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教、道教等都称自家的经典为“某某经”。

然而，本书所介绍的“经”专指儒家经典。经学专指训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儒家经学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汉武帝开始，儒家经学就成了官学，钦定的权威之学，真正的“国粹”，所以“经”就如上所列被训为“法”、“常”等。从本质上讲，经学是适应中国封建制度需要而产生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精髓核心的经典之学。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集中体现在经学之中。

经学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当然的显学。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就会发现其中一个处在显要位置的单元——经书。中国最早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后来虽然亡佚，然从本于《七略》的《汉书·艺文志》中尚能见其大概。《汉书·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六艺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六艺略》包括六艺及训释阐述六艺的书籍，共著录了一百零三家，二千一百二十三篇，占《汉书·艺文志》全部作者六百七十七家的百分之十五，全部著作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一篇的百分之二十四。清代官修的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经部”亦列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共六百九十三部，占全书总数三千四百三十一部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共一万零五十卷，占全书总卷数七万九千二百八十一卷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清初人朱彝尊作《经义考》；把他所知的历代经学著作分“存”“阙”“佚”“未见”进行著录，仅写了各书解说，便成书三百卷，还不包括历代湮没无闻的许多著作。这就是历代经学的“累累硕果”，可以说它是古籍中最大的一个门类，单从数量上看，足以使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皓首穷经”绝不是夸张。老生常谈，然又谈何容易！(www.daowen.com)

古人说“穷经为读书之本”。封建统治者要读经，借以支撑封建大厦和装点门面；士人举子要读经，视之为衣食父母或进升阶梯；匹夫匹妇耳濡目染，也会把其中的某些东西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即使一些有识之士也要读经，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这座“思想文化堡垒”然后才能逾越超升。

冯友兰曾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一千多年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期称为经学时代^[3]。其实不独哲学如此，政治、物理、教育、宗教、历史、文学，乃至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形或无形地渗透进了经学的东西。

“经学至汉武始昌明”^[4]。经学虽可上溯到孔子，但真正成立是在汉武帝时期。以后经学在汉代始终占据要津，致使人们用汉代经学概括汉代的学术文化。而且，汉代经学与以后的经学相比独具形态。故此，汉代经学就有单独讨论的必要。

【注释】

[1]《魏志·方技传》

[2]《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3]《中国哲学史》上。

[4]皮锡瑞《经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