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东汉贞节观念流变及原因: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看

东汉贞节观念流变及原因: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看

时间:2023-10-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两百经年过后,武梁祠以《列女传》为文本进行图像创作,虽进行了基础参照但却已经并不完全等同于刘向所表达的观念了。武梁祠对《列女传》百余篇妇女故事中的7篇进行了图像再现,即梁高行拒、鲁秋胡戏妻、楚昭贞姜侍符、齐义继母、梁节姑姊、京师节女、鲁义姑姊舍儿。武梁祠叙述的这七个典型故事,无疑是对东汉妇女道德规范的一般性陈述。

东汉贞节观念流变及原因: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看

两百经年过后,武梁祠以《列女传》为文本进行图像创作,虽进行了基础参照但却已经并不完全等同于刘向所表达的观念了。相对于西汉末年的社会背景,东汉末年的社会背景则更为复杂。经济上经过汉末战争的破坏,加上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进,此时的经济迟滞不前。政治上士族分割政权现象频频出现,周边国家趁此机会不断对其进行骚扰,当权者多以和亲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和平。思想上,统治者通过加强思想束缚的方式达到强化统治的目的。在这样紧张的社会背景以及时代赋予的束缚性下,就决定了此时的画像石在文本的选择上更为狭隘。另外,从武梁祠石刻列女的图像来看,一方面,画像的优势在于“画像以直观的画面感和具体情节表述见长”,另一优势在于“图像化的结果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这无疑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快感。”[5],武梁祠用图像形式对《列女传》文本进行具象传播,具有更优越更具体的效果。另一方面,列女画像在选材上有着特殊的内容标准和范围,着重突出了刘向《列女传》中的道德部分,即贞顺和节义的思想观念,同样也印证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也表明,东汉之际地方祠堂已经自觉的、有意识的开始选取当时背景下主流的、特定的题材加以描绘并深化,所强调的内容也越来越局限于道德层面。武梁祠对《列女传》百余篇妇女故事中的7篇进行了图像再现,即梁高行拒、鲁秋胡戏妻、楚昭贞姜侍符、齐义继母、梁节姑姊、京师节女、鲁义姑姊舍儿。为方便理解这些故事的核心含义和进行下文的论述,在此简单对各个故事内容进行概述。

“梁高行拒”记述的是被广泛赞誉为“高行”的梁国一位寡妇的故事。这个女子生得十分貌美,因此在丈夫死后,许多王公贵族等权势都来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绝了,甚至国君也闻讯而来向她表达倾慕之意。她实在没有办法,便忍痛切了自己的鼻子,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失去美貌,从而使得国君放弃,以免再嫁之祸[6]

“鲁秋胡戏妻”描绘的是女人在丈夫外出为官后离家五年的时间里,全心全意鞍前马后地侍奉双亲、抚养孩子。一日她在路边劳作时,忽然出现一个男人企图调戏她。等归家后却发现,这个调戏她的陌生男子竟然是她的夫君,所以深感羞愧无法忍受,遂投河而死[7]

“鲁义姑姊舍儿”所表述的是一位被称为“义姑姊”的鲁国女性,带着自己亲生之子和兄长之子一同在田地里耕耘时遭遇了敌国军人的劫掠。这位鲁国女性为了保护侄子不受伤害,甘愿牺牲自己的孩子。[8]

图2 鲁义姑姊舍儿

“楚昭贞姜侍符”这一故事描绘的是国王与王后相约,国王给她的手谕必须加盖授权的玺印来作为证据才能为真。一日王后正待在河边的亭子里,河水开始上涨,国王派使者前去救护王后,但因为使者所带的手谕没有加盖国王的印章,王后则不认这使者带来的手谕,拒绝离开,最后被河水淹死。[9]

图3 楚昭贞姜侍符

“梁节姑姊”这一故事中讲述的是一位梁国妇人,一天她的房屋突然烧起大火,她的儿子和兄弟的儿子都在屋里面,她本意想救兄弟的孩子,然而慌乱之中却无意将自己的儿子抱了出来,为了让世人明鉴她的本心,这位妇人即刻回头奔赴火海,以自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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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梁节姑姊

“齐义继母”是说有人在路上被欧打致死,兄弟二人当时在现场,争相认罪受罚,他们的母亲却要求官府杀了亲生的儿子而放过继子,因为她答应丈夫要照顾好继子。[10]

图5 齐义继母

“京师节女”所述的是一位女子,仇家为了报复她的丈夫,把她的父亲抓来当作人质,敲诈她的丈夫。最后女子为救父亲和丈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图6 京师节女(木刻拓本)

画像的设计者能够使用的空间有限,可以选取的题材自然也受限,因此他所选取的必然是当时所流行的贤德妇女的故事才能用以传达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武梁祠叙述的这七个典型故事,无疑是对东汉妇女道德规范的一般性陈述。这七个典型故事与文本相比较,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表达女子贤明类的故事并没有出现,概因贤明女子自我意识较强,与父权制社会有所冲突,不利于当时的封建专制。而贞顺类的故事,如梁高行拒和楚昭贞姜侍符,以及节义类的鲁秋胡戏妻、京师节女、齐义继母、鲁义姑姊舍儿和梁节姑姊所传达的贞顺和节义主题是画像石的主要表现内容,其中节妇,尤其是寡妇的贞节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图画。可见东汉时期女子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就是贞节,且这一点在整个社会中日渐被强化。我在文章的开始也提到,这七幅列女图像被刻画在紧随《十一位古代帝王像》后的祠堂后壁及西壁的第一层装饰带上,这一汉代的儒学传统也为我们佐证着东汉社会对“贞顺节义”的强调和重视。

事实上,两汉时期后妃倚仗外戚弄权干政的情况频有出现,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继续恶化,确保男权社会的男性专权,精英阶层引经据典地提出了红颜祸水论,再加之刘向《列女传》在普通百姓中的不断流传,营造了加强封建礼教的社会氛围基础。同时,随着休养生息政策下经济的逐步恢复和繁荣,参与社会活动的女子越发减少,她们更多的是围绕家庭生活而更少地参与社会,这样一来,女子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逐步下降,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如之前重要,男女之间的附庸关系越发明确。当权者利用《列女传》的倾向性引导,促使贞顺节义这一观念在时下人们思想意识中不断加强,以至于这一观念逐渐成为当时评价妇德的独一规范,与此同时她们在人格和才能方面的发展被逐渐忽视。在之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速度较从秦到东汉时期更为加剧,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慢慢地被压迫。至此,刘向对于女性多视角的评价标准被片面化强调,只作为其中一个评价标准的贞节观念被无穷放大,评价女性的道德规范逐渐趋于一元,而这种变化作为社会女性道德标准的主流风气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里,列女故事也就成为武梁祠所主要表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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