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除了体现在汉初承袭秦代的官僚和行政体制以外，还体现在礼仪制度方面。其中的“尚主”一制，是因专门维护皇室的女性地位设立。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记载道：“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4]可见，西汉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家庭关系里也就必然有着极大的主动权。回观两汉历史不难发现，汉代有着不少太后弄权、长公主谋反此类的事件。除此以外，平民家中女性地位也不见得卑下。由此亦可见得，西汉初年女性地位并不完全低于男性，男尊女卑这样的意识固然存在，但实际上彼时的女性并没有全然沦为男性的附庸。一方面，女权的存在无疑成为破坏男权专制的隐患。另一方面，刘向的特殊双重身份，即作为皇室后裔和士大夫更是对汉国兴衰有着极大担忧。针对外戚擅权、风气淫靡以及后妃逾越礼制的现实情况，遂通过《列女传》一书，用饱含儒家伦理的女性故事对太后为首的女性加以教化，并对面临美色威胁的汉成帝加以劝诫，以此警示成帝，以达到维护汉朝长治久安这一目的，同时也为后世以绝对男权为主的统治阶层对女性道德标准进行新的定义埋下了伏笔与根源。

《列女传》于公元前16年著毕，政治上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征战，周边国家与汉朝的关系基本保持和谐状态；经济上因休养生息得到恢复和发展；思想上，儒家与道家学说基础上的谶纬思想盛行，社会集体意识中对于天、神的关注深化，对于纲常秩序的规范作用认识程度加深。在西汉末年大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女性行为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上对妇女的评价标准也不断增多，再加上刘向著书的直接目的在于以古今女子德行惊醒汉成帝。这样的书籍在选取题材时一定要结合时代通行的女德标准与文人理想的女性标准。所以，《列女传》所述是当时多方面评价女德的七类女性的体现。从刘向所撰《列女传》内容的整体来看，他对待女性的眼光也并不片面。在书中，他并没用单一视角的道德砝码控制她们的主观能动，实则是构建出一个较为全面、多视角的女性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个人才华和道德品质。在个人才华上，母仪、贤明、仁智、辩通这四个篇章中的共50余位才智双全的女性的故事中，她们都是凭借自身才能辅佐男子，这类故事在《列女传》中有一半以上。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是刘向主要推崇的妇女观。在道德品质上，贞顺、节义、孽嬖三篇中，一方面是梁寡高行和救父舍命为代表的贞节形象，另一方面是与荒淫的三代妖后，这在贞顺节义与孽嬖中形成的夸张的对比。(www.daowen.com)

刘向从女性的个人才华和道德品质这两方面入手，为我们展现的优秀女性要么才智过人、要么品行极佳，传达出女子应懂得的为母之责、为妻之道、为女之义。在母仪、仁智、贤明、辩通、贞顺和节义这六种品质之中，女性只要在任一特性上铮铮佼佼，就可以入书立传成为垂世之范。而上文所述六种品质中的前四者，分别是从才学、气度、能力、精神风貌等外在表现与品格修养来评价女性。唯独“贞顺”以及“节义”是从单一守贞顺从这一方面对她们进行评判的，进而通过篇幅比重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到，刘向更加推崇那些凭借自身能力帮助男子成就事业以及躲避灾难的女子，女子的个人智慧及才华更为刘向所推崇。因此，除了刘向本人有着较为全面宽松的伦理观念以外，时下相对较为宽泛和包容的立传标准也是他能够著书立传所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见，在西汉时下的社会中，女性的才学、气度、精神面貌甚至是语言表达能力都可以使她们在社会中得到尊重，西汉时期的社会对待女性的眼光是较为宽容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但在这个多元化的女性标准中可以见到对时下女性贞节观的些许侧重，这便是东汉女性道德标准向单一贞洁观念转变的萌芽。这逐渐单一化的女德相关题材也逐渐成为当时艺术创作的主要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