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容之一，这是在深刻认识新时代“三农”发展新阶段新规律新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2]。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科学论断。“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找到了着力点和主攻方向^[3]。其中有学者强调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4]，即通过振兴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而持续的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此外，乡村文化除了文化本身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和功能^[5]。因此，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不仅可以有效地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还能有力地助益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实现。

那么，如何以文化振兴为切入口，激活乡村活力，带动经济和产业振兴？从社会治理学的角度，有学者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6]。在经济学的视角下，有学者强调了精准定位乡村文化、挖掘打造文化产业的重要性^[7]。但目前学界还较少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去对文化振兴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和思考。(www.daowen.com)

在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语境下，媒介技术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文化的传播也与媒介的介入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新的传播系统和地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碰撞未必带来全然一致的结果，置身于地方社会特殊的文化语境，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媒介和地方传统文化的互动。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地方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同样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实践的过程。

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背景，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为田野点，从县域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出发，探析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发展现状，即传媒如何与传统文化展开深度互动，其中面临着怎样的局限和困境，对此我们也将提出相应的思考和建议以更好地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地方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