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滇东北地区的会泽县（古称东川府），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自古就是中原文化最先进入并且积淀最丰厚的地区。到矿业发达的清代，进入这里的文化门类更广，文化范畴更多，文化表现形式更丰富，文化层次更高，在这块敞开胸怀接纳八方人士的土地上，各种文化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的聚合之地，但在丰富的文化和落后的经济水平的对比之下，如何利用自身优点来发展特色产业就显得尤其重要。

清乾隆、嘉庆年间，东川矿业兴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居民争相到东川办矿、冶炼、经商，于是商贾云集，手工业兴起、贸易兴旺。随着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大量涌入，会泽的彝族逐渐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了民族大家庭。“改土归流”是会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彝族人民的一次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由于改土归流，东川的铜矿业、手工业、农业、水利等有很大的发展。许多外籍流官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在东川建书院、办学堂、创诗社，推动了东川的教育文化，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1.铜商文化

铜商文化是以铜矿业为主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加工及其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会泽历史文化的主流。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朝廷令云南鼓铸造币，东川府因其丰富的铜矿资源，于是设炉造币，铸造了一枚钱范，即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纪念币——“嘉靖通宝”。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会泽于县城外的东面成立“宝云”铸钱局时，这枚纪念币就作为东川铸钱的始祖被保存下来。

2.挖泥寨土陶传统手艺

会泽土陶制品的原料来源于该县金钟镇挖泥寨的特有泥土，这种泥土含硅、铝的氧化物和相应的钙、锌、钡等元素，有益于人体健康。在会泽乃至滇东北，无论是富裕之家还是贫家小户都有这种古拙典雅的土陶品。

图1　挖泥寨土陶传统手艺

据史料记载，会泽县挖泥寨的制陶历史可追溯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距今已有300多年。当地烧制砂锅、茶罐的创始人叫邓伯生，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武明州万安二都人氏。康熙年间，东川铜铅矿产业兴旺，大批湖广湘黔商人陆续进入东川办矿经商。邓伯生到云南曲靖市东川后发现挖泥寨土质优良，颜色白而微黄，粘性强而不易断裂，具有抗腐蚀、耐高温和无害杂质的特点，是烧制土陶器皿的上乘原料，便率先举火试制。现今村内制作的土陶按使用类别可分为生活陶和艺术陶。烧制方式可分为炭烧、柴烧、气烧、电烧四大类型。土料主要为本地泥土，柴烧制品泥土来源于曲靖。传承方式为村间师徒传承和家庭内传承。如曲靖市级传承人赵剑在古建筑吕祖阁设立了传习馆。

3.白雾村文化资源

娜姑镇是省级文化名镇，它的核心保护区就是白雾村，历史上也把这里称为白雾街。白雾村保留下来的文物古建筑比较多，如寿佛寺、三圣宫、万寿宫、张圣宫、财神庙、大戏台、天主教堂和驿站等。同时还有3000余处民居，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保留得也比较完整。2005年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联合向国务院申报白雾村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会泽县历史时期铜矿资源的开发比较早。明清时期，会泽县需要把铜矿运到京城铸造货币，运输铜的这条古道称作铜运古道或京运大道。这条铜运古道经过娜姑坝子，也经过白雾街。因为金沙江上游水流湍急，每年都有大量运铜料的船翻覆。最后清政府发现亏损很严重，最终便取消了水运，决定走陆运。改陆运之后，东川的几个铜厂的铜，依然源源不断地运到象鼻岭堆放。由马帮进行驮运，在途中白雾村设有的马站休息，次日到府城铜镇衙门办理手续，最后经过铜运路线进入京城。正是这条京运大道的开通，使得白雾这个历史文化名村再一次实现历史性的崛起。(www.daowen.com)

在此大背景下，内地各省的生意人，富商大贾来白雾村做生意并在此定居。由于经济商贸的需求，掌握信息、分享信息便成为商人之间乃至商队之间的一种共性需求，由此建立的一种网络，就需要会馆来作为中间的支柱，因此大量会馆便存在于白雾村。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来到此地建设会馆，每一座会馆，都是一个地方文化的代表。基于铜运古道，以及诸多地方文化的融合，也就有了白雾乃至会泽铜商文化经济这一脉络。

如白雾村的乡贤书院，挂牌于2018年8月份，在陈氏住宅内。该住宅建于1945年，系民国时期白雾镇民团团首陈炳私宅。到乡贤书院里借书的人以有知识的老年人、学生为主。书院有科技类、少儿类、音像类、生活类、文化类和经济类等书。目前没有固定的借书时间限制，只需向管理人员登记，阅读完之后归还书即可。

4.会泽古城

会泽古城，历史上在明清时期先后建筑四座城池，分别是旧城、土城、水城、石城。旧城在今天的城郊马鞍山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明史·地理志》中说：“东川军民府，西南有马鞍山，府旧治在焉。”后因建城不久治所移于水城，古城又称为堂琅废县。明嘉靖年间，东川禄氏一族取代普姓统治。其后，禄氏土酋的三个儿子分家，又在今县城的东南面新建城堡一座，因为是用泥土建成的，所以称为“土城”。水城在今县城西北面，当时的府城十分简陋，至明朝永乐年间，土知府普得重修，形成四面环水中置城堡的格局。石城建于灵璧山麓，城墙四面全部用五面石砌成，后于东、西、北三面分别悬挂“东华楼”“映华楼”“都天楼”等牌匾，新中国成立后石城被拆除。

图2　会泽古城

5.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特色文化资源顺应历史使命为和谐乡村建设释放内生动力。而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如何合理利用，以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则是一个长久性课题。农村现代化建设既要“保人”，也要“保文化”，不得不面对续用主体的问题。“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对待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基本方针，在当下非遗活态保护传承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具体操作方法。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续用，其实质就是“古为今用”，这是处理好人与传统文化资源发展问题之关键，把握续用的主体性显得尤为重要。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今天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其他，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这一文化的主体性是传统的延续和再造过程中的主轴。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传统的延续和再造的组成部分，是乡村文化活力的象征。同时，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是人群通达彼此、相互认知的桥梁，也因其价值稀缺性而成为发展的重要资本。强调续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共享原则，以尊重文化多样为基础，以善借互鉴为导向，以文化自信为灵魂，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化真正融入生活。

学术界已有诸多有关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的研究，如秦红增认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的机理在于，通过村落自治组织引导草根文化团体进行文化资源传承创新，通过政社互动开展公共文化事业推进文化资源传承创新，通过资本和产业引导的市场化机制实现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而在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人才方面，鲁可荣认为村落社区文化组织人才的培育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的培育必须与村落社区重塑相结合，对村落社区进行组织化再造，让人才培育融入村落社区日常生产生活。可见，乡村文化资源怎么传承、怎么创新历来受学者关注。经由农业文明延续发展数千年的中国，不止在城市保有诸多传统资源，农村地区亦是如此。而在以往城乡发展进程中，在农村地区仍有一定数量的传统建筑。村落社会是构成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基本空间在注重村落整体布局的基础上，突出庙宇、祠堂、学堂、家屋等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