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前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蕨类植物研究室主任朱维明，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国蕨类植物学科权威专家之一。

朱维明教授瘦高个子，高鼻梁，头发花白稀疏，喜穿颜色稍深的中山装和夹克，虽已步入九十岁高龄，眼睛不大，但仍有较敏锐的眼神，精力较好，步履也还较稳健。

朱教授1987年在云南河口县低海拔山区观察研究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及越南北部热带的大型蕨类植物云南莲座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对工作需要及对朱教授的崇敬，多次提出对他进行采访，好不容易逮到一次机会。上午九时我准时到他办公室，才说了不到五句话，他反悔不让采访了，表现反感。他不乐意宣传个人。我也急了，大声跟他说：我不是为采访你而采访，是为宣传云南大学的蕨类植物标本室，宣传中国的蕨类植物研究工作在云南的发展及其与云南大学的关系。听到这样的解释，他才坐了下来，就像断电的线路突然来电了，采访重新开始。访谈还不到十分钟，一位老师来报告，一份蕨类植物标本的顶部掉了找不到。朱教授一听，触电似地从椅子上蹦起来。那位老师又补充说，同一号的标本还有四、五份呢。听后朱教授大声说，大形叶的标本同一个叶是分段制作的，各段标本的形态大多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基部的与顶部的差异很大，要保存完整的标本才有利于研究、鉴定工作；大形叶的标本、采集、制作标本就很费力，更要重视保存完整的标本；标本采集与保存的完整与否，与今后研究工作的质量有密切关系，当今许多研究著作质量不高，错乱较多，就有这方面的问题；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严格、认真的基础上，要培养良好的习惯，不能马虎；找！这份标本失落的部分要尽力找到。采访第二次中断，我也跟着一起找，找了一个多小时仍未找到，朱教授让我先去办自己别的事，他们继续找。第二天一早，朱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昨天查找的那份标本的失落部分找到了，采访可以继续。我到后，他很高兴地把那份复原完整的标本给我看。其他老师告诉我，昨天朱教授和室里年轻教师、研究生几个人一同查找，从上午找到下午都未找到，当晚他独自一人继续查找，终于找到了。他树立了对工作极为认真的榜样。

朱维明教授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留校任教，至今已60多年，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和资源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着重蕨类植物分类的研究。几十年来，除文革动乱时期，几乎放弃全部节假日的休息，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时间，结合教学工作、国家级和省级科研课题，带领青年教师、研究生及本科生到省内外作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考察、采集活动大多是在植物种类丰富而工作艰苦的山区，云南最偏远的独龙江峡谷就四次深入，滇藏间的梅里雪山则去了七次之多，考察工作有时还会有艰险的遭遇。

1983年，朱教授带队到迪庆州考察，在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附近遇车祸，考察组校车严重受损，驾驶员受伤较重，他也头部受伤流血不少。幸遇省地质队车队，救至桥头（今虎跳峡镇）医院治疗。待与校内联系派人派车去处理有关事务时，组内其他同事劝他与驾驶员一道回昆明治疗，终止考察工作，但他拒绝了。与校内派去人员协作处理有关事务和送走受伤驾驶员后，他仍带伤忍痛留下，为了节约有限的考察经费，争取时间完成计划，他率领留下的另两位同志，继续考察工作，改乘公交客车颠簸到维西县，又改乘农用车深入植物丰富的栗地坪林区，最后到达考察计划的终点巴迪，完成原定任务。

1985年，朱教授申请的一省科委基金项目获准，率队去云南西北角的贡山县考察，并深入尚未通公路、人烟稀少的独龙江河谷。独龙江河谷是云南雨水最多的地区，一年只有40天左右的无雨天；又山高坡陡，多山涧湍流，旅途艰险，物资运送困难，冬春大雪封山，与内地的运输及人员来往断绝，生活十分艰苦；但那里植物（尤其蕨类植物）非常丰富，在马库村附近一天就采到一百多种的标本。为了压制好得之不易的标本，又不影响项目组其他成员在如此艰苦环境中的休息，素多野外工作锻炼，身体素质较好的朱教授选择与所雇马帮夜间还需起身照料骡马的年轻小伙子同住当地小学一屋，夜间独自一人继续压制标本至凌晨，仅睡两小时又率队继续考察、采集，马帮小伙子深为感动。

朱教授与生命科学学院虞泓教授1990年在迪庆州德钦县和怒江州贡山县植物调查研究期间，雇佣驮马翻越碧罗雪山途中，在一放牧点的牛窝子小木屋共进午餐。

1993年朱教授主持云南省科委基金项目“梅里雪山及附近地区植物资源的调查及评价”，完成6次野外调查工作后，离开德钦前以云南第一高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及其南侧一段山体为背景留念。

朱教授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内水平一流的蕨类植物标本室，使其成为国内提高蕨类植物研究水平和培养相关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蕨类植物研究领域，尽一份添砖加瓦之力。为此，这一目标的确立，朱教授是基于以下一些认识及思考。

（一）鉴于注意到许多国内外蕨类植物分类文献中出现的错乱，除与某些研究者的学风有关，更多的则是的研究方法不当和依据不完善的馆藏标本导致的。因此，改正研究方法和改善研究条件（首先是提高标本的质量）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云南省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有热带至终年积雪带的各种气候带，这不仅是国内绝无仅有的，也是世界罕见的。植物种类特别丰富，无论蕨类植物或种子植物都超过全国的一半，并有许多珍稀或特有种类，素有誉满中外的“植物王国”美称。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学权威之一的秦仁昌教授曾说过，把云南蕨类植物种类研究清楚，对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也会震动世界研究蕨类植物的学术界。

（三）建设一个高质量的研究基地，改善学风，培养一批能严肃认真进行研究工作，能写出较多经得起检验的著作的年轻学者，比个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多写几篇论文，对国家科学事业的贡献更大，铺路工作很重要。

首先改进了研究方法，由“静态研究”改为“动态研究”并贯彻到标本采集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由于方向明确，意志坚定，又确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建室原则，筹建有特色的蕨类植物标本室的工作进展显著。

将研究工作从“静态研究”改进为“动态研究”是朱教授对蕨类植物分类研究的一项贡献，对清理、纠正以往研究著作中的错乱发挥着显著影响。在动态研究基础上采集保存大量完整、系列的标本，是朱教授领导建立的“云南大学蕨类植物标本室”（标本室缩写代号为PYU）的特色。这一特色受到较广泛的重视。访问过该标本室的国内外同行学者多对该室和朱教授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曾独自从英国驾车奔达喜马拉雅山进行考察研究，大英博物馆蕨类学家弗雷泽·詹金斯1980年到PYU该室访问研究，并两次与朱教授一同到昆明郊区山地作实地考察研究，其后他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做学术报告时以及回国后给朱教授的来信中，都对朱教授倍加赞赏。詹金斯曾在来信中说“我确实感动。你已在单枪匹马地教导几乎所有中国年轻一代的蕨类工作者，在他们当中，我看到了显著的潜力，看到了首先调查研究，进而讨论秦教授所提出的那些种的一些开端”。往后多年，他在评论印度蕨类研究的著作中还有对朱教授的赞赏言辞。日本当今的蕨类学权威，先后任教于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岩规邦男教授，造访PYU回国后，多次写信给朱教授希望加强交流，并敦促他的学生光田重幸博士两次到PYU作研究工作。Bir教授是印度的蕨类研究权威之一，访问PYU时感叹地说，如此尽力采集保存完善标本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尚未见过。不止一位国内外访问学者表示，有些种类的区分和归并问题，在PYU才搞得清楚。(www.daowen.com)

1999年朱教授结合PYU的后续建设，应邀参加云南省政府与美国TNC合作的“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子项目—生物多样性模块—植被多样性调查研究，第一次野外工作在怒江州，最远抵达独龙江河谷中缅国界。

2000年朱教授继续参加中美合作的滇西北项目第二次野外工作，地点为迪庆州的德钦县，照片云南大学参加此次野外工作的3人在梅里雪山雨崩村后冰川海拔4000米处旁侧小憩。这是朱教授第七次到梅里雪山考察。

朱教授及其所领导的PYU在国内的影响有一突出事例。原先由秦仁昌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是蕨类植物各卷册中涉及种类最多，分类工作难度最大的一个卷册。由于送审稿中存在上述“静态研究”导致的问题突出，编委会审查未通过，决议组织力量重新编写。编委会与秦仁昌教授商讨研究，并决定选聘朱教授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十届编委和重新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的编辑。朱教授成为当时继秦教授之后《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中蕨类植物学科的唯一编委。之后，经朱教授推荐，其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蕨类植物研究室任职的和兆荣成为《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参编者和朱教授的助手、合作者。《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于1999年出版。《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重新编写过程中，朱教授将按动态研究原则采集的大量系列标本带到秦教授处共同研究，解决一些种类的清理订正问题，秦老接受朱教授的订正意见。其后，编委会秘书告诉朱教授，她去秦老家通报、商谈相关事务时，秦老曾对她说：“要像朱维明他们那样努力、严谨地进行研究工作，有充分的依据对我原先的鉴定进行订正，我赞同，并赞扬；尊重科学，对他们的正确订正我接受；至于那些不下功夫做工作，想当然的胡乱订正和否定，我不接受”。

朱教授被聘任中国植物学会主办的《植物分类学报》编委，担任此职自1982年至2008年。1986年，朱教授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办的《云南植物研究》期刊编委。1993年，朱教授被云南省科委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聘任《云南植物志》编委，并任该套志书第二十卷编辑。

朱教授任卷册编辑的《云南植物志》第二十卷共记载蕨类植物762种31变种8变型，该卷册由云南大学的四人负责编研，和兆荣副教授是参编者之一，并担任朱教授的统稿助手。《云南植物志》编研是云南省科技厅重大项目之一，该项目于2011年荣获云南省自然科学特等奖。

朱教授主导建立的PYU的显著成就也体现在标本积累方面。除了采集保存大量完整、系列的标本，其标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在国内罕见。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室1964年成立。工作起步不久发生“文革动乱”，“文革”之后，生态地植物研究室保存的植物标本中蕨类标本仅两千多份。1984年，原生态地植物研究室改建制成为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研究所，并在所内建立蕨类植物研究室，朱维明副教授为室主任。此后，原标本室的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分开，建立了单独的蕨类植物标本室，即PYU。此时，经装订并鉴定入柜保存的蕨类标本已达58000多份。其后，PYU的标本不断增加，至今已达70000多份，蕨类标本藏量在国内仅次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馆，居全国第二位；标本质量则是首屈一指的，广受赞扬。现知中国蕨类植物约2600种，云南约有1400种，PYU已采集保存云南现知种类的97%左右。

由于通过国内外交流，PYU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于1999年被国际植物分类学会主持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世界标本馆名录》第八版（Index Herbariorum Ed.8，Part I：The Herbaria of the World）收录。

1984年，由于有突出表现，并已取得显著成绩，朱教授被评为“国突”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1986年，朱教授又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同年，他所领导的PYU被评为省先进集体。朱教授重视奉献精神，淡泊名利，不乐意参与宣扬个人的活动。校内的劳模颁奖及照相活动他就不愿参加。奖状被挂到研究所办公室楼道的金属相框里，两天后，就被他换上了一幅云南境内最高山梅里雪山的照片。

朱教授2007年退休，他又受聘参加国家重大课题《中华大典》的编研，并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典·植物分典》编委，主持蕨类植物部分的编研工作。历经六年，完成了古文献上所见78种蕨类植物中60种的考证、鉴别，并按规格完成了编写任务。《中华大典·生物典·植物分典》已于2017年正式出版。

照片6　2013年在西藏中部跨过念青唐古拉山脉至纳木错途中海拔5190米的那拉根垭口与和兆荣合影。

退休后，朱教授仍不间断地参与标本馆的维护和PYU的后续建设工作。每年利用机会参加野外考察工作，继续为PYU充实高质量标本的努力至今也未中断。2013年7-8月还参加了西藏东南部林芝、山南地区与水电建设有关的环评考察工作，向西到达拉萨市北端的当雄县。其间，乘汽车六次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山脊，并在山脊停留，亲自采集标本，进行相关的生境状况笔记和摄影活动。这般年纪还能进西藏参加科学考察活动，所经边防站的军人也颇惊讶。2014年他又参加了和兆荣副教授国家基金项目在省内文山州和红河州的植物考察研究活动。

朱教授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当今一定程度上有忽视或轻视基础研究的倾向，这对人才培养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会有不良影响，需要关注这一问题。朱教授是我校经历抗日战争以来各年代仍健在的一代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复兴和不断强大欢欣不已。他对自己现在处于新中国科学事业大发展的时代也颇感幸运，对还有条件继续为本校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也很愉快。他坚定地表示，将利用可贵的时间和条件，继续奋斗，为我校的教育工作和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点滴有益的奉献，体现他长期以来构筑的以深厚的感情热爱新中国，热爱美好故乡云南，热爱科学事业之梦。

（本文照片由朱维明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