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先生1935年出生于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农村之艰苦，从小就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他认为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幸福，关键是要读书、懂科学。看到现在的大学生，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发奋读书，他说，这就有希望。

张五常先生做报告

年轻时的张五常是一个读书的榜样。他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1959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学习，1961年获学士学位，1962年获硕士学位，1963年获博士学位，其进度势如破竹。两年后他获教授头衔。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张五常有时过着听不知音、食不知味的生活，但他的学业、事业如日中天，硕果累累。张五常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他1966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是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并成为合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先生把产权及交易费用观念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不仅推翻了传统佃农理论，而且否认个人产权的存在，或政府过多地干涉资源的配置，其结果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张五常对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也使他成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五常先生被评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主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此殊荣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www.daowen.com)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五常每年回大陆讲学，多次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问题。他发表100多篇文章，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

2001年4月9日他到我校做学术报告，重点是谈农村的改革、城市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及反腐败等问题并提出了建议。报告中张五常先生言语之间总是流露出他的爱国之情。他说：“我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受到唐诗宋词的熏陶。尽管世界各地好地方不少，但那不是我的祖国，所以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情感的砝码总是倾向祖国，我是香港人，我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啊！”张五常先生的报告不时被掌声打断，因为他高瞻远瞩，既有宏观理论，又有中国国情；加之他集经济学家、散文家、摄影家、书法家和收藏家于一身，见多识广、博学多才，语言幽默犀利，使人受益匪浅。

（本文原载《云南大学报》2001年4月30日，《云南日报》《云南政协报》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