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都已指出，牙璋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中，阑齿比较简单；到二里头文化及同时代纹饰变得复杂繁缛，到商代后期开始衰落，只保存在南方，殷墟只发现一件可能是牙璋的玉器。到西周时牙璋已不见。笔者认为，牙璋这一发展演化过程与北极星的变化正相吻合。

图8－4　牙璋使用示意图

由于岁差的缘故，恒星的赤经赤纬是不断变化的。现在距北极点最近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α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距离北极点最近的星是天龙座α星，中国古代称为紫微垣右枢，西名Thuban。这时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重要建筑都指向正北方的时代。至少在这一时代中国古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北极星。前面几章的讨论都涉及中国早期对大地东南西北的认识，最早形成的东南西北的观念应该是通过观测日出日落的方位，随后注意到赤道附近的星的周日变化和周年变化。与赤道相对的北天极附近最显著的星象是北斗星，长期观测斗转星移自然会发现北极附近的星是绕着一个点旋转的。在公元前3000年，天龙座α星恰好位于这个不动点上。天龙座α星星等为3.67，并不特别明亮，与北斗第4星天权的星等（3.29）比较接近，足以看得清楚。

天龙座α星距北极点最近的年代是公元前2775年，其赤纬达到89°54'48.4″，几乎与北天极点重合。此后逐渐远离北天极。到了公元前2000年，距北天极已经有4度半左右的距离了。到了公元前1600年，这个距离已将近7度。此时另外一颗恒星——小熊座5开始接近北极点。小熊座5星等4.25，亮度更弱，在中国古代称为太子星。其邻近的小熊座β星等2.05，是一颗更为明亮的星，在中国古代称为帝星，也是汉代以来认为的北极星，西方称之为Kochab。“帝星”之名就得自于它作为北极星的地位。到公元前1560年，天龙座α星与小熊座β星距北天极的距离已基本相同，此后小熊座β星较天龙座α星距北天极更近。但是，小熊座β星距离真正的北天极的距离一直没有达到天龙座α星曾经达到的距离，在公元前11世纪时它距离北天极达到最近，但是也有约6度半的距离。中外学者都讨论过在中国哲学思想形成的西周到先秦时代在真正的北极点没有北极星对于中国哲学中“无用之用”思想形成的意义，讨论的就是这个时代。下表8－1给出公元前3000年—前1200年天龙座α和小熊座β星距离北天极的变化。

表8－1　公元前3000—前1200年天龙座α和小熊座β星的变化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天龙座α星一直距北极点很近，按照当时的观测精度，观测者会认为这颗星正位于北极点上，北极恒显圈内的星都是围绕这颗北极星旋转的。

中国古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关于紫微垣右枢曾为极星的记载，但是之前学者对先秦到汉代天文星占著作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其中留下了早期以右枢为极星的痕迹。如竺可桢说：“以今视之，则《天官书》中官星宿几全集中于东官与南官方面，在今赤经八小时与十六小时之间。若非‘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一语，则除紫微宫外，西北两官自赤经十八小时至六小时无一星在内。若将中官各星绘于图上，则右枢近于中心。《天官书》中官各星无在外官重述者，其唯一特例即为北官之阁道。‘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古代阁道或原在北官，至司马迁时代，因以西北方天空过于空虚，而加入中官亦未可知也。”^[42]

天空中其他所有的星的位置都随时间在变化，只有北极星永远不动。古人会认为北极是天空中一个神秘而神圣的点。但是当人们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移之后，就会发现北极星的高度是变化的。牙璋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甲骨文中“星”字是用树梢上挂着圆点来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古人观测星直观的感受是星是在树梢上，不同的树枝的高度能反映出不同的星的高度。由此推测，也许最初对北极星高度的观测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隔着某棵树观测北天极附近的星，以树的枝干为参照物，发现北极附近的星都是旋转的，只有一颗星不动，成为其他星环绕的中心。也可能利用两个树枝的高度差来瞄准北极星进行观测。之后制作出两个尖角具有特定高度差的仪器来观测。一般来说，开始时应该选用身边容易找到又易于加工的材料来制作观测仪器，最可能用的是木料，用木料制造出带有两个丫杈的仪器。随着对北极星以及全天星象的观测人们的宇宙观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社会组织也复杂化，观测北极星成为某种神权人物的职责，逐渐开始用玉做成带有两个尖角的牙璋来观测。

之后天龙座α星逐渐远离真正的北极点，用牙璋观测北极星遂越来越不准确。人们会发现黄昏观测的结果与黎明前观测的结果不同。但是已经形成的传统不会被立即放弃，牙璋制作越来越精美，可是实际上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方法已经不再可用，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法。作为一种观天的“神器”，一旦不能按照原来的方法用于观测，即不会再继续存在下去。这应该就是牙璋彻底消失的原因。

牙璋的出现在时空上的变化似乎也说明这一点。最早的牙璋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三星堆的牙璋应该是在商代晚期。似乎可以说，牙璋在山东消失的时候，却在三星堆发展到顶峰。这符合观念和技术起源与传播的时空特征。一种观念或技术在其起源地发源的时候，在其他地区尚未出现；待到其在起源地逐渐衰落消失或被其他观念或技术取代的时候，它却可能传播到边远地区，在那里与当地本来的思想和技术相融合，相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三星堆和金沙都出土了大小仅有几厘米的微型牙璋，应该是冥器，也许当时的“科学家”或“传天数者”已经发现用牙璋观测北极星并不准确了，不再将牙璋装上柲竖立在地上进行观测；但是在流传的观念中牙璋还是一种观天的神器，三星堆的铜人直接将其举在手里，大型的牙璋制作十分精美。

牙璋这种特殊的器物之所以能传播到广大的地区，与前面论证的它作为观测北极星的仪器主要是在长距离迁徙中使用有关。其他的器物在长距离迁徙中不是必须携带之物品，但是，牙璋作为观测北极星高度的仪器却成为长距离迁徙中必须携带的器物，所以它才能传播到各个地区。

【注释】

[1]（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923页。

[2]（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923页。

[3]（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778页。

[4]（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第11页。

[5]林已奈夫：《中国古代石庖丁形玉器和骨铲形玉器》，《东方学报》第45册，1982年，第1－81页。

[6]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第455－467页。

[7]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第18、25－29页。

[8]李学勤：《试论牙璋及其文化背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5－7页。

[9]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第1－61页。

[10]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第125－156页。

[11]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载于《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第468－508页。

[12]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第18、25－29页。

[13]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第18、25－29页。

[14]王洪明：《山东省海阳县史前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12期，第1057－1067页。(www.daowen.com)

[15]郑光：《略论牙璋》，《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9－17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第21、199－205页。

[17]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载于《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第468－508页。

[18]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载于《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第468－508页。

[19]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1期，第1－61页。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的商代墓》，《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第23－26页。

[21]赵炳焕、白秉乾：《河南省新郑县新发现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第87－92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图版八四，第4图。

[23]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第1－61页。

[24]陈德安：《试论三星堆玉璋的种类、渊源及其宗教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87－99页。

[25]区家发、冯永驱、李果、邓聪、商志（香覃）：《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195－208页。

[26]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第18、25－29页。

[27]李学勤：《越南北部出土牙璋》，收入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09页。原文载《文物天地》1994年第3期。

[28]李学勤：《试论牙璋及其文化背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5－7页。

[29]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分布扩张问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开幕演讲》，《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第81－82页。

[30]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期，第30－37页。

[31]邓聪：《香港考古之旅》，转引自杨亚长：《浅论牙璋》，《文博》2001年第4期，第43－49页。

[32]郝本性、张文彬：《玉璋用途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33－36页。

[33]陈显丹：《“牙璋”初论》，《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第12－17页。

[34]郑光：《略论牙璋》，《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9－17页。

[35]杨亚长：《浅论牙璋》，《文博》2001年第4期，第43－49页。

[36]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第125－156页

[37]林向：《“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第31－40页。

[38]李学勤：《越南北部出土牙璋》，收入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209页。原文载《文物天地》1994年第3期。

[39]陈显丹：《“牙璋”初论》，《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第12－17页。

[40]李学勤：《试论牙璋及其文化背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第5－7页。

[41]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第18、25－29页。

[42]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后修改收入《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