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淮南子·墬形训》《吕氏春秋·有始览》和《河图·括地象》都认为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是“四海之内”的地域范围。其实早期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四海”的概念，《尚书》是最好的例证。

《尚书·舜典》记载，帝尧殂落之后：

三载，四海遏密八音。^[27]

《尚书·大禹谟》开篇就是：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28]

下面又有：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29]

下面又有：

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30]

《尚书》其他篇中也频繁出现“四海”，《益稷》二见：

予决九川距四海。^[31]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32]

《禹贡》二见：

四海会同。^[33]

讫于四海。^[34]

《胤征》一见：

惟仲康肇位四海。^[35]

《伊训》一见：

始于家邦，终于四海。^[36]

《说命下》一见：

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37]

《泰誓上》一见：

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38]

《泰誓下》一见：

作威杀戮，毒痡四海。^[39]

《武成》一见：

大賚于四海而万姓悦服。^[40]

《周官》一见：

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41]

《毕命》一见：

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42]

《尚书》中这些“四海”的用意都是指“由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大海围成的大陆的范围，所有人民居住的范围”。

按照现今的知识，因为今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很容易认为“四海”是一个不具体的表示广大范围的概念，类似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但是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四海”这个观念最初之所以能够形成，应该是建立在古人真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中国早期文明向东很容易看到大海，向南看到大海也不太难，但是向西、向北却不容易看到大海。如果不曾向西、向北走到海边，那么他们形成的大地的观念不应该是“四海”，而是大地向东、向南连接着大海，向西是无边无尽的山脉和荒漠，直至与天相接。其实古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淮南子·天文训》说“天顷西北，地不满东南”，这可能是某一区域文化的传统观念。更早的政论性文献中反复提到“四海”，并将“四海”认作“天下”的范围，这暗示着中国文明早期曾经真正向四个方向走到了大海的边缘。

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走到大海的边缘，这无疑是一种“劳民伤财”又没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可图的行为，只有在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才会实现。结合《尚书》中屡屡出现以“四海”来表示天下的范围及中国文明从帝尧到夏代处在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来看，在夏代形成前后，结束了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时代——也就是当前考古学界认为的“古国”的时代，要建立“一统”的国家，有需要也有能力对“大地”究竟有多大进行探测。《舜典》中的“四海”是说，在帝尧殂落的时候“四海遏密八音”，也就是说，在帝尧时代已经有了“四海”的概念。《大禹谟》开篇就说到“四海”，也说明在大禹之前已经看到了“四海”。何驽在《“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一文发表之后进一步认为帝尧时代就已经测量了大地范围，这也是符合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从前面讨论可见，大禹的“五服”测量得非常精确，这一定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首先要在观念上形成“大地”的概念而摆脱以某个山头、某条河流界定人类居住范围的认识，然后要从小范围的测量逐步扩大测量范围，直到测量整个大地的范围，一方面是需要测量技术上的积累，另一方面长距离的测量往往需要几代人反复走同一条路，从最开始的能够走通，到不太成熟的测量，再到最后完成可靠的测量，这绝不是大禹在位的几十年中就可以从萌芽走到成熟的。而且，这种没有实际利益可图的大的“工程”往往是由不同国族的竞争推动完成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中国文明走到这个节点产生了明确的竞相探索大地究竟有多广的意识，并将其付诸实践。

【注释】

[1]徐凤先、何驽：《“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0卷第2期，第151－169页。

[2]何驽：《从陶寺观象台IIFJT1相关尺寸管窥陶寺文化长度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年第10期，第22－33页。

[3]（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一引《尸子》，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页。

[4]（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382页。(www.daowen.com)

[5]（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403页。

[6]（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26页。

[7]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8]（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56页。

[9]孙瑴编：《古微书》，卷三十二引《河图·括地象》，丛书集成初编本（补印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09页。

[10]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11]在《“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一文的脚注中，因将南北向52°的距离5779公里误写为5579公里，随后的计算也使用了错误的5579公里，得出16.5%的误差值。在《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一文中已加以改正。

[12]薄树人：《中国古代在天体测量方面的成就》，《薄树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267页。

[13]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14]吴守贤、全和钧：《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15]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16]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17]（汉）郑氏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47页。

[18]陈美东：《中国天文学思想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19]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5页。

[20]（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页。

[21]（汉）郑氏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99页。

[22]（宋）戴侗：《六书故》，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226册，第284－285页。

[23]（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3页。

[24]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25]（东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2451页。

[26]（汉）韩婴：《韩诗外传》卷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9册，1986年，第806页。

[27]（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29页。

[28]（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4页。

[29]（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4页。

[30]（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6页。

[31]（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41页。

[32]（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43页。

[33]（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2页。

[34]（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3页。

[35]（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7页。

[36]（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63页。

[37]（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76页。

[38]（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81页。

[39]（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82页。

[40]（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85页。

[41]（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235页。

[42]（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