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过大地方形的认识?回答是：有，但这是在方字字义发生转化后由对古语的误解产生的。其实大地方形产生于误解的观点，前引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就提过，只是他认为是源于对“天道圆、地道方”的误解。笔者认为，大地方形的误解是由早期的大地有方向而来的。西周到战国之间，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如前引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汉代贾宜之说，还有《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代的车、輈，“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这些描述反映了当时确实有天是圆形、大地是方形的宇宙图式，实际上文献能见到的这一类描述都是关于輈、车之制，本于《周礼·考工记》，因此可能是出自匠人的观点。

语言确实造成了一个不小的误会。《周髀算经》关于天圆地方仅有“圆属天，方属地，天圆地方”。《晋书·天文志》“周髀家云”对天圆地方的描述也不过是“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十个字而已，并没有天圆地方的具体尺度。但是，为了寻找天圆地方说的遗迹，一些本与天圆地方说无关的数据也经常被误解为天圆地方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周髀算经》中的四极径81万里，被解释成方形的大地每边长81万里，前已澄清。

（2）邹衍的大九州论。邹衍之说见记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文曰：邹衍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78]这段话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大地方形的观念，之所以会被一些学者列入大地方形论，是源于邹衍的五行说，以为四正四隅加中央正好构成一正方形。但是，五行说并非地方说，并且从当时的地理认识讲，更不能断言邹衍有地方的思想，在邹衍心目中，小九州是大九州之缩影，而当时所认识的赤县神州内的九州并没有组成正方形，说某州在某方仅有方位之意而已，因此不能认为邹衍九州说为大地方形说。

（3）古文献中关于大地东西南北长度的记载，如《吕氏春秋·有始览》：“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样的记载有时被解释为大地是一个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长方形，这是不妥当的。首先，对东西、南北长度的描述并不暗含着四个方向的尽头都是平直的边，它可能是弧形，也可能是某一不规则形，中国之海岸线不是平直的，因此不能断定古人认为地与海相接处为直线。其次，有四海之内，就有四海之外，四海之外算不算地?如果把天圆地方作为一种宇宙观来对待，四海之外是不能不算地的。事实上，该篇下面就有：“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可见，四海之外还是有广大的地域的。即使这样，也不能作为大地方形说的论据，因为它下面又说：“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极，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表明这也是一种《周髀算经》式的盖天说，四极指日行在四方所到之极，并不是说大地之最端点。实际上，盖天说没有设想过夏至太阳向南所能照射的最远距离之外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关于大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之说，我们的研究认为，它是中国早期大地实测得到的结果。^[79]第六章和第七章要对这个问题加以详述。^[80]

【注释】

[1]《续汉书·天文志》上，注引《灵宪》。《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页。

[2]（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102页。

[3]钱宝琮点校：《周髀算经》卷上，《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4]（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35页。

[5]《晋书·天文志》，《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4－165页。

[6]（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914页。

[7]《古文苑》，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32册，1986年，第587页。

[8]（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页。

[9]（汉）贾谊：《新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5册，1986年，第429页。

[10]（清）李光地：《榕村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24册，1986年，第591页。

[11]能田忠亮：《汉代论天考》，东洋天文学史论丛，1943年，第223－233页。

[12]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165－166页。

[13]唐如川：《对陈遵妫先生“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中关于盖天说的几个问题的商榷》，《天文学报》1957年第5卷第2期，第292－300页。

[14]吴新忠：《古代中国的宇宙模型》，《河池学院学报》2012年8月，第1－7页。

[15]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科学史集刊》第一辑，1958年3月。又收入《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九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458页。

[16]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页。

[17]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204页。

[18]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163页。

[19]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7－1828页。

[20]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8页。

[21]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

[22]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8－89页。

[23]（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762页。

[24]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260页。

[25]转引自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第47－56页。

[26]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11、98－99页。

[27]《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2－21页。

[28]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1页。

[2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30]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第1－6页。

[31]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第52－60、69页。

[3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

[33]《晋书·天文志》上，《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4－165页。

[34]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35]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36]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7－1828页。

[37]（汉）王充：《论衡》，《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10页。

[38]（汉）王充：《论衡》，《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11页。(www.daowen.com)

[3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40]王胜利：《“天圆地方”观探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第75－79页。

[41]《宋书·天文志》一，《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7页。

[42]王胜利：《“天圆地方”观探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第75－79页。

[43]钱宝琮点校：《周髀算经》卷上，《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44]（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25册，1986年，第411页。

[45]刘信芳：《〈太一生水〉与〈曾子天圆〉的宇宙论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2－153页。

[46]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47]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63页。

[4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文》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

[49]《宋书·天文志》一，《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5页。

[50]（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510页。

[51]（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927页。

[52]（美）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2页。

[53]（美）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4页。

[54]（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6页。

[55]（清）王筠：《说文句读》，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154页。

[56]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

[57]李冬鸽、郑莉：《“方”为“舫”之本字考——兼论“旁”“傍”的古文》，《语文研究》2012年第3期，第45－48页。

[58]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十册，卷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5年版，第5363－5374页。

[59]柳曾符：《释“方”》，《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1987年5月，第1集。

[60]田胜男：《“方”字本义研究评述》，《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39－41页。

[61]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62]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63]（美）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5页。

[64]孔凡秋、牛春生：《“方”字本义初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7卷第1期，第76－78页。

[6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66]（美）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9页。

[67]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责善半月刊》1944年第2卷第19期，第2－4页。

[68]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第50－86页。

[69]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第99－101页。

[70]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71]王胜利：《“天圆地方”观探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第75－79页。

[72]（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68页。

[73]（战国）宋玉：《楚辞·招魂》，（宋）朱熹：《诗集传》，（汉）王逸：《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92－210页。

[74]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6页。

[75]（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69页。

[76]（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6－109页。

[77]王仁湘：《四正与四维：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第36－46页。

[7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4页。

[79]徐凤先、何驽：《“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0卷第2期，第151－169页。

[80]徐凤先：《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