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讨论可以看到，在甲骨文这种现存最早的汉字中，虽然方框“□”在个别情形下可能代替“方”字，但是，并没有用方框“□”这一字形表示大地的用例。另一方面，“方”字经常用于表示具体或抽象的空间中，它指的不是方块或方形，而是方向、方位。

大地是有方向的，不同方向、不同方域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看出地“方”一词原初所要表达的蕴意。

描述二维空间中点的位置最常用的是直角坐标系，但是，大地上方位的确定并不是几何上随意的，大地上的方位感是由天文原因造成的。《淮南子·齐俗训》说：“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75]人类东南西北的方位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天文观测建立起来的。通过观测周回运行的天空，在大地上确立东、南、西、北四个正方位，由此建立起大地上的坐标系。这种观测将方位、季节、天象、物候和人类活动结合起来，由此每一个方位都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即所谓的“殊类殊形”。有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就建立起了大地的方位系统，这样的方位系统不仅是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融和了古人心灵对于不同方位的情感和信念，这二者在当时是同一的，从而构成了早期的宇宙观。

近代对原始民族的研究表明，一些原始民族没有东南西北的观念，他们对空间位置的记忆依靠的是具体的山峰、树木、河流的转弯处等，他们对具体位置具有非常惊人的记忆能力，他们的“方向感”源于他们充分发展的“地点感”，但是他们抽象思维的能力却不发达^[76]。可以推测，文明处于这种阶段的人群对于空间的思考只能依赖其周围的具体物体，无法思考抽象的广阔的空间，更不会产生“天下”的观念。只有在人类能够将大地划分为四方之后，才会产生不依赖于具体生存环境的抽象的空间概念，之后才能产生扩张领土的思想，这无疑会促进社会的分化、加速文明的发展进程。(www.daowen.com)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重要的考古遗址的方向逐渐有意朝向“四正”方位，有学者注意到除了“四正”还有“四维”方向，认为应该有天文和地理两方面的原因^[77]，但是“四正”方向是多数重要考古遗址追求的方向。朝向“四正”方向的建筑无疑是通过天文观测确立的方向，这不仅表明当时已经通过天文观测在大地上建立起了“四正”方向的观念，从而有能力用抽象的思维描述地理位置，而且表明，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抽象的方位比山头、河流的拐弯处等具体事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宇宙观发展中的一个飞跃。实际上，考古界现在公认中国早期文明加速发展是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前后，重要考古遗址开始有意朝向正方向，包括良渚的大城和瑶山、汇观山祭坛，红山文化的东山嘴遗址等。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对于此点，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前面谈到李约瑟主张天圆地方产生于四方位点，这一观点应该是最接近史实的。但是李约瑟没有清楚地说明，四方位点的确立是否意味着建立起来了大地方形的观念。笔者认为，天圆地方是在新石器时代四个正方向的观念产生的时候产生的，但“地方”不是说大地是方形的，而是说大地是有方向的，四个正方向是最重要的“方”，因此也称“四方”。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为早期宇宙观向后来五行化的宇宙观过渡埋下了伏笔。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从大规模建成方形之始，就在追求四正的方向。朝向四正方向的方形建筑不是为了象征方形的大地，并使每一条边都与方形的大地的边保持平行，而是为了朝向抽象的方向，是出于不同方向具有不同宇宙观意义的观念，这与后世中国文化中的观念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