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不仅不符合现代的科学认识，而且如果将其解释为“大地方形”也自然会产生“四角不掩”的疑问。“地方”之说何以能够提出来，学者已经做过很多讨论。这些讨论中渗透了讨论者本人对“地方”含义的理解——大地方形、大地静止、地道为方，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讨论“地方”的学者都接受“地方”在古代是指“大地方形”。

（一）起源于直觉?

天圆地方是起源于人类的直觉吗?对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前述郑文光和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中国天文学史》都认为天圆地方产生于人类的直观感受。冯时也说：天圆地方“这种学说尽管在直观上很容易令人接受，但是它的缺陷却难以弥补”。^[39]

但是，人类何以能产生天圆地方的直观感受呢?事实上，人在直观上很难认为大地是方形的。王胜利对于直觉问题曾有较详细的讨论：“直观感觉产生不了‘大地方形’观”，在一个广阔的地方，人们可以产生天的周边是圆形的感觉，“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同时，人们同样会直观地感到大地的周边也是圆形的，而绝不会有‘大地周边是方形’的直观感觉。”^[40]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加之如曾子已经指出的，如果天是圆形的大地是方形的，那么“四角不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明显的困境，不仅曾子，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晋朝的虞喜也说：“方则具方，圆则具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41]

从实际经验说，中国的海岸线并非平直，古人从经验出发不会产生大地是方形的直观感受。

（二）因为静所以方?

王胜利认为，“致使周髀家做出‘天圆地方’判断的基本依据很可能是‘天动地静’现象”，因为天动地静是古人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同时古人还会观察到圆形的物体容易转动而方形的物体则稳定难动，“周髀家在无法对巨大天地的周边形状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况下，却有理由相信，旋转不止的天盖，其边缘应该是圆形的；静止不动的大地，其边缘应该是方形的。”关于天圆地方产生的时代，王胜利同意红山文化祭坛和西水坡45号墓都是天圆地方观的象征，说：“如此看来，我们的祖先在五六千年前的渔猎时代，就已在对‘天动地静’现象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产生了‘天圆地方’观，应该是属于有据可依的历史事实。”王胜利本人认可“地方”在早期是“大地方形”的观念。^[42]

事实上，将天圆地方解释成天动地静古已有之。汉代赵爽注《周髀算经》“天圆地方”即说：“物有圆方，数有奇耦。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耦；此配阴阳之义，非寔天地之体也。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岂能定其圆方乎?”^[43]赵爽的这种解释有含混的成分，不能认为在他的心中此处的“方”是指纯粹的“方形”，他的观点可能更接近地道为方。

又如清代李光地《榕村语录》有：“天圆地方之说盖以动静体性言之，实则形气浑沦相周”^[44]。李光地利用“动静体性”来解释方圆，也是不承认“天圆地方”原本是指天地的形状。

（三）天道和地道?

天圆地方从曾子开始就解释为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中国古代学者多是按照这一思路解释天圆地方的。这种解释究竟是真正的宇宙观意义上的解释，还是儒家的政治观念?

一直有人认为曾子对天圆地方的解释就是宇宙观上的解释。前引钱宝琮、陈遵妫都是这种观点。刘信芳也认为地方不是指大地是方形的，天圆地方指的就是真正的天道和地道^[45]。(www.daowen.com)

但是，天文史家和考古学家两方面的研究更多地将其认定为儒家的政治观念。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著《中国天文学史》一书讨论《曾子天圆》时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加了一个‘道’字，……这个说法成为古代统治阶级判定上下尊卑关系的理论依据……这就是利用了古人对宇宙的直观认识，来论证奴隶制社会结构是‘上应天象’而永世不能变的”^[46]。抛开其中受时代限制的提法，此处还是认为将天圆地方解释成天道圆、地道方是晚出的、与其本来含义不符的思想。冯时也说：“……所谓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一类的虚幻解释，这其实是儒家思想对周髀家思想的批判，因而形成的时代也相对较晚。”^[47]

（四）四方位点?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天文卷”对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都加了很多笔墨，但是对“天圆地方”说讨论很少。就在这很少的讨论中，却谈到了其可能的来源：“天圆地方的概念是颇有中国特色的，它也可能是一方面从天球的圆圈，另一方面从地面的四方位点自然产生出来的一种想法。”^[48]这是一种值得重视但却没有得到重视的观点。

其实这一观点晋朝的何承天已经表达过：

御史中丞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旧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阳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燋竭，百川归注，足于补复，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径天之数，蕃说近之。”^[49]

关于何承天此段论述，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何承天此处讨论的虽是浑仪之体，看似说的是天之形状，但是因为日出的阳谷与日入的濛汜都是地面上的点，即古人认为的天地相接的东点和西点，所以此处说的四方是指地上的四方，即他认为，“四方”之说，是因在地上看到日出日入之点分别定下东方和西方，加上与之垂直的另外两个方向，成为四个方位。第二，此处何承天虽不是专门解释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观念的产生，但却是在以他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眼光来解释“天形”以及人类何以能形成大地“四方”的观念。

宋代的韩显符也有过类似的观点，《宋史·韩显符传》记载韩显符说：“伏羲氏立浑仪，测北极高下，量日影短长，定南北东西。”^[50]韩显符对于伏羲氏所为只是他的推测，但是他关于宇宙观发展的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就是南北东西的确定必须依赖天文观测，而且可以依赖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日影，二是北极，这也正是《周礼·考工记》所说的“昼参诸日中之影，夜考之极星”^[51]。具体来讲，测量日影的方法应该更准确，但是，极星的认识和测量对于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形成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极星与“北”的观念更密切，日影与东西的观念更密切。天有一个“北极”，这是宇宙观的一个重要发展，此后北极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日影测出的东西对于在大地上建立坐标系更直观。

李约瑟对“天圆地方”说起源的认识、何承天对人类何以能形成“四方”观念的思考，以及韩显符对“定东南西北”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天文观测在大地上确立了东南西北的坐标系，而不是说大地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有一条平直的边作为边界。中国后来的地理测量一直用方格法，方格测量法沿东—西、南—北方向做方格，并不是要模仿大地的方形，而是认可大地是有东—西、南—北方向的。

（五）龟与“”形宇宙观之发展?

美国学者艾兰研究商代的宇宙观时，特别注意到商代的“”（本文在此处姑称之为空心十字符号）形和龟卜，艾兰指出，“”这个形经常出现在三个地方：一是青铜器圈足上的穿孔，二是把氏族的族徽和其他一些祖先名姓包在内的“亞”形符号，三是殷墟墓中的“”形墓道。^[52]她联系爱利德古代宗教中心象征说，以及中国古代把大地平面分为中央和四方共“五方”和空间上的“六极”、“六合”等观念，同时认为商人占卜用的龟是宇宙的象征，由此提出，空心十字符号“是后来‘地为方’这种信仰的来源。如果一个大方形被拿掉了四角，就极像龟腹甲的形状，四角缺凹；或像方鼎的底座，它在安置鼎足之前也是一个‘’形，再在它的东北面、西北面、东南面、西南面四处放上四支足（山），支撑着一个圆形的天。”^[53]

这种观点可备一说。不过，因为在新石器中晚期建筑已经有意朝向四个正方向，而没有考古资料证明那时已经有了龟卜，因此即使商代真的存在过宇宙是“”形或龟形的观念，也不可能是“地方”的最早来源，而只能是以某种契机认为大地是“方”的，然后被神话加以改造，成为大地是龟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