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周髀家说”指晋、隋二志“又周髀家云”一段的内容，即本章第二节所引的一段文字。

关于所谓“周髀家说”与《周髀算经》的关系，前面的讨论已多有涉及。钱宝琮、陈遵妫（1989）认为“周髀家说”与《周髀算经》无关，钱宝琮还认为“周髀家说”不是同一时代的完整学说。但是，“周髀家说”一词首先由钱宝琮提出。郑文光、席泽宗谈到“周髀家说”，只论及其中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未讨论“周髀家说”其他观点。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中国天文学史》提出“周髀家说”是早于《周髀算经》的第一次盖天说，《周髀算经》由“周髀家说”发展而来；陈美东先生著作未提两次盖天说，但是仍认为《周髀算经》由“周髀家说”发展而来。经过这样的论证过程，天文史家将圆形的天和方形的大地论证为早于《周髀算经》的盖天说的宇宙观。

（一）晋隋二志中并无两种并列的盖天说

笔者认为，《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中不存在两种并列的盖天说，即在李淳风的观念中，这两种盖天说不能并列。

《晋书·天文志》相关内容在《天文志》上，“天体”之下，开头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接下来引东汉蔡邕对三家的评述：“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员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下一段说：“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接下来是《周髀算经》内容概述，说《周髀算经》数据的获得“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紧接下来一段就是所谓“周髀家说”：“又周髀家云：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段之后，是宣夜说。^[33]

《隋书·天文志》不言蔡邕说，直接说：“盖天之说，即周髀是也”，接下来是《周髀算经》内容概述，同样说其中的数据“皆得于表股也，故曰周髀”，紧接其后是：“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

从二志的叙述可见，蔡邕未提及“周髀家说”，而是认为“周髀”就是《周髀算经》中的内容，李淳风在此也明确认为盖天说就是周髀说，后面的“又周髀家云”一段，不能忽略其前面的“又”字，应该理解为“又有的周髀家还这样解释”，“云”是动词，后来的著作常将其等同于“说”，“说”在此用作动词本无误，但是又将“说”转化为名词，指“理论”“学说”，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周髀家说”。“周髀家说”一词首先由钱宝琮提出来，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完整的学说，而认为是不同时代的观念的组合。之后的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中国天文学史》开始将其作为独立的学说。

（二）“周髀家说”之名不会早于《周髀算经》

从逻辑上看，“周髀家说”一词中有“周髀”二字，如果这一理论真的是一个在历史上独立的、并被称为“周髀家说”的学说，那么它只能出现在《周髀算经》之后，否则无从得名。会不会是《周髀算经》之名由“周髀家说”演化发展而来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周髀算经》所说，“髀者，股也”，即是用于测量日影长短的表；而所谓“周髀家说”全然没有“髀”字，更与圭表测影无涉，所以它不会是在《周髀算经》之前独立存在、并被称为“周髀家说”的学说。

（三）汉代人观念中的盖天说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周髀家说”并不能构成与《周髀算经》并列的一种盖天说。汉代的浑盖之争中，辩难的问题并不包括“周髀家说”的内容；最著名的汉代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其中没有一条是针对所谓“周髀家说”的；《晋书·天文志》引蔡邕对三家学说的叙述也并没有说到所谓的“周髀家说”。应该说，在汉代的天文学家或者有一定天文学知识的人中间，盖天说就是《周髀算经》中的学说，不包括晋、隋二志所载的“周髀家云”的内容。

（四）所谓“周髀家说”只是儒者杂说

《论衡·说日》中所载与“周髀家说”相近的宇宙观表明，“周髀家说”在汉代不是一种专门的理论，而是儒者一些零散的说法。陈美东先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34]和《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35]二著作对《论衡·说日》中与“周髀家说”相应的内容进行了比较，为了讨论方便，下面全引陈书之表如下表5－3。

表5－3　所谓“周髀家说”与《论衡·说日》的比较(www.daowen.com)

（续表）

晋、隋二志中“周髀家云”的内容，除了“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之外，都能在《论衡·说日》中找到对应。陈遵妫对《论衡》中这些内容做过讨论，指出《晋书·天文志》中的“盖天家”说“既有王充的观点，也有王充所反对的观点”，据此他认为“‘周髀家’的成员和观点都是比较复杂的，王充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36]陈氏之说很有道理。

实际上，《论衡·说日》中的这些内容散布在该篇中，分为几段。王充是以问答的形式，首先提出一种观念，然后进行反驳或澄清。他提出观念一般是用“儒者说曰”“问曰”这样的词开头，他本人的回答没有固定的开头格式，有的回答之前用“曰”开头。而且上表中的内容并非如上表中显示的一样都连在一起。仅举其中第［2］条为例。

上表中第［2］条“儒者说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与天相迎。其喻若蚁行于硙上，日月行迟，天行疾，天持日月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反西旋也”在《说日篇》中并非连在一起，在《说日篇》中，“儒者说曰……与天相迎”与“其喻若蚁行……反西旋也”是两段，而且是后者先出现，前者后出现。细察原文，蚁行之喻并非“儒者说”。该段全文如下：

儒者论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系于天，各自旋转。”难之曰：使日月之行，不系于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当日月出时，当进而东旋，何还使西转?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也。其喻若蚁行于硙上，日月行迟，天行疾，天持日月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反西旋也。^[37]

蚁行之喻是王充回答儒者日月不系于天之说，王充反对日月不系于天，认为假如日月不系于天，日月出来之后应该是向东运转。实际上王充在理解上出现一个错误。他认定了日月都向东行是相对于地而言，认为如果日月不系于天，那么日月出来之后就应该向东行，而不应该向西行。其实说日月向东行是相对于“天”——也就是天上的星辰而言，并非相对于地而言；即使日月不系于天也可以独自向西行，形成太阳的周日运动。但王充据其错误理解认为，日月系于天，随天运转，日月与天的关系如蚁行于硙上。因此此段原文蚁行之喻是王充反驳儒者的话，并非“儒者说”。

在《论衡·说日》中，“儒者说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与天相迎”一段出现在“蚁行硙上”一段之后，二者之间还有一段，这一段是王充对另一问题的回答，其问题是：“或曰：‘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验之人物，为以何喻?”王充对“与天相迎”一问的答复，再次强调“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其取喻若蚁行于硙上焉。”紧接其后的一段又是“问曰：‘何知不离天直自行也?’”王充举云以为例证，“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38]

将这几段连起来看，儒者认为日行不附天，王充将儒者的这类观念整理为一系列问题，一一回答，认为日行附天。蚁行之喻完全符合王充的观点和逻辑。

因此，在被当代一些天文史家认为与“周髀家说”相对应的“儒者说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与天相迎。其喻若蚁行于硙上，日月行迟，天行疾，天持日月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反西旋也”这一段，前半部分是王充要反驳的“儒者说曰”，后半部分是王充本人同意的、用来反驳另一条“儒者说”的观点。这两句话并非属于同一个学派或学者的观点。在《论衡·说日》中，这些观点或是“儒者说曰”或是“或曰”，并非“盖天家说”。

由此看来，晋、隋二志“又周髀家云”下面的一段话，可能是儒者杂说，这些儒者对于天文学不太了解，很可能像钱宝琮所说的，接受了一些类似于阴阳家的观点。他们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学派，更不会是在《周髀算经》之前就已存在。其中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在《论衡·说日》中不存在，但是因为学者论定这是更早的宇宙观的证据就是全部的“周髀家说”是早于《周髀算经》的学说，现在通过分析认为“周髀家说”并非独立的学说且时代也不会早于《周髀算经》，所以就不能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是更早的宇宙观。

晋、隋二志之所以要记载所谓“周髀家说”，应该是因为它们是当时儒者的各种学说，这些儒者的天文学水平参差不齐，但其学说都不接受浑天说，而又无法归入宣夜说，李淳风把他们的各类观点总而纳入“又周髀家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