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对于早期的宇宙观是圆形的天和方形的大地的论定是逐步完成的。古文献中有天圆地方的记载,因此天圆地方观念曾经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天圆地方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与汉代最重要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的关系如何?“天圆地方”中的“天圆”不存在解释上的困难,但是“地方”究竟何解?这些问题却是众说纷纭。历经半个多世纪,天文史家逐步将圆形的天和方形的大地论证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宇宙观。
日本学者能田忠亮在1943年首先提出两次盖天说[11]。能田忠亮认为《周髀算经》卷上与卷下有重大不同,卷上是第一次盖天说,卷下是第二次盖天说。他所谓第一次盖天说对大地形状有专门的解释:他首先认可《周髀算经》卷上的“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对天地形状的描述,在此前提下,提出“平远的大地是每边81万里”。他此论是通过对《周髀算经》卷上这样一段原文的解读得到的:
“周去极十万三千里。日去人十六万七千里。……冬至日道径四十七万六千里,周一百四十二万八千里,日光四极八十一万里,周二百四十三万里,从周南三十万二千里。”
冬至日影一丈三尺五寸,由此冬至正午太阳南去周地135000里,而周地距北极之下103000里,因此冬至日道半径238000里,直径476000里,也就是上引《周髀算经》一段所说的“冬至日道径四十七万六千里”;按径一周三算,圆周长就是“一百四十二万八千里”。《周髀算经》认为日光能照到的距离为167000里,这样冬至日光能照到的直径就是476000+167000×2=810000里。
上面这一段的解读没有任何问题。原文并不包含方形的大地每边81万里的含义;但是能田忠亮却将81万里解释成正方形的大地每边的长度,他这样的解释仅仅是根据天圆地方是对天地形状的描述而推定的。
实际上《周髀算经》原文并未说冬至日光所照之极就是方形的大地的四边,相反,说了周二百四十三万里,也就是冬至日光四极形成的圆周长度为243万里,这与大地的形状无关。能田忠亮首先将“天圆地方”中的“地方”认定为对大地形状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推衍得到《周髀算经》卷上认为大地边长81万里,也就是冬至日光所照的大圆正好与大地的四边相切,这有违《周髀算经》卷上的原意。能田忠亮并没有讨论晋、隋二志所载“周髀家云”的内容。
陈遵妫在其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一书中,基本同意能田忠亮的两次盖天说,关于大地的形状,他说:“周髀家认为地是平而遥远的,它是指一边八十一万里的正方形”,“《周髀算经》下卷所载的盖天说,对于天地形状的解说和天圆地方说略有不同。所以我们若把天圆地方说称为第一次盖天说,则这个盖天说应该叫做第二次盖天说。”[12]陈遵妫此书出版不久,唐如川在1957年对其提出若干不同意见,包括不同意大地是边长81万里的正方形,同时也不认为《周髀算经》上下卷反映了两次盖天说[13]。但是,大地是边长81万里的正方形的说法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仍然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说中的“地方”是指正方形的大地每边81万里[14]。
钱宝琮1958年发表的《盖天说源流考》[15]一文,讨论了晋、隋二志所载的“周髀家云”一段,提出,“这种‘周髀家说’实在和《周髀》书中的说法毫无共同之点”,并将“所谓周髀家说”与“《周髀》书中的盖天说”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逐条进行比较。他还认为“所谓周髀家说”应该不是同一时代出现的完整理论,其中“‘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大概是最原始的‘天圆地方’说”,汉初贾谊所说“盖圆以象天,轸方以象地”就是接受了“天圆地方”的传说;而“周髀家说”对日出没和夏季冬季日长短的解释“充满了阴阳家说的气息,大概是在前汉时期发展的。前汉和后汉初年的儒者中确有一部分人信从它。”钱宝琮还认为《淮南子·天文训》和《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的“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不真以地面为正方形”,《周髀算经》章首所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用几何形象来比附天道、地道,和‘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是不同的。”可见,钱宝琮并不同意晋、隋二志的“又周髀家云”之下的盖天说是《周髀算经》的前身,但是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是最原始的天圆地方观念。该文还确立了“周髀家说”为“另一种盖天说”。
1975年出版的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认为,“最早的盖天说出现于周代,它是主张‘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天圆地方说。据《周髀算经》,平直的大地是每边八十一万里的正方形,天顶的高度是八万里,向四周下垂。”[16]这里是将晋、隋二志所载、被钱宝琮称为“周髀家说”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之说与能田忠亮关于《周髀算经》卷上的大地每边81万里的观点糅合起来,其不妥之处在于本来晋、隋二志将《周髀算经》与“周髀家云”分开,即是认为“周髀家云”的观点是在《周髀算经》之外,而此处将二者结合起来,又加入能田忠亮推断的大地边长。该书也主张两次盖天说,认为《周髀算经》卷下的盖天说为第二次盖天说。(www.daowen.com)
1979年出版的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说:“在一切原始民族当中,天圆地方说无疑是最早的、朴素的、直观的宇宙图示。载于《晋书·天文志》的所谓‘周髀家说’,实际上不是《周髀算经》里的盖天说,而是天圆地方说。”该书还认为,晋志中的“周髀家说”并不是最原始的天圆地方说,而是后人加工过的“周髀家”说,这是《周髀算经》盖天说的前身,“无怪乎能田忠亮把它称之为第一次盖天说。”误解开始出现,能田忠亮并未说“周髀家说”是第一次盖天说,而只是说《周髀算经》卷上为第一次盖天说,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对能田忠亮此说的理解无误。对于“地方”的含义,郑文光的解释需要特别提出来:“‘方’者,并不是正方形或长方形,而是平平正正之谓。”[17]也就是不再认为原始的天圆地方说包含大地方形的观念。郑文光提到能田忠亮的两次盖天说,但他本人并未采用此说。
1981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中国天文学史》也主张两次盖天说,其观点又有发展变化,认为《晋书·天文志》中的“周髀家说”是第一次盖天说,而《周髀算经》的盖天说是第二次盖天说,该书未提及平直的大地每边81万里。对于《周髀算经》卷上和卷下是否属于两次不同的盖天说该书比较含糊,一方面说“‘周髀家说’,又名第一次盖天说”,“《周髀算经》中的理论,也叫第二次盖天说”;另一方面说:“《周髀算经》下卷所介绍的第二次盖天说。它认为,天好像是一顶斗笠,大地就像是一只倒扣着的盘子,二者是完全相似的拱形。”《中国天文学史》一书采用了钱宝琮一文对晋、隋二志所载“周髀家说”与《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的比较,比较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对这五个方面加上了天文学的标题,分别为天地形状、天地关系、运动理论、对昼夜变化的解释、对四季变化的解释,比较的结果认为“周髀家说比《周髀算经》中的理论较为粗糙,显然,周髀家说是较为原始的盖天说”;“周髀家说比较简单、直观,还没有量的概念”。[18]
天圆地方说的论述与两次盖天说相交织,两次盖天说经历了从《周髀算经》卷上和卷下到“周髀家说”和《周髀算经》的过程。下面列表将这一发展过程更清楚地展示出来。
表5-2 所谓“两次盖天说”的发展
在1989年出版的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中,作者完全修正了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中对天圆地方的认识。书中仍提到能田忠亮的两次盖天说,但陈氏本人已不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周髀算经》首章所说的‘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只是用几何形象来比喻天道和地道,并不是天是圆形,地是方形的意思。盖天说就是周髀说。”[19]对于《吕氏春秋·季春纪》中的“天道圆,地道方”,陈氏认为“这是对天圆地方的很好的解释”,而《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的天圆地方之问属于古人对天圆地方说的“误解和疑问”;陈氏也提到《晋书·天文志》所载“周髀家说”的“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之说,认为这“可能也是这一类的误解。这种误解产生于盖天说之后,当然不会是盖天说的起源,也不会是第一次盖天说。”[20]
之后,陈美东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21]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22]两部巨著中,都进一步比较了“周髀家说”与王充《论衡·说日》中记载的一种相近的宇宙观,比较之后认为,二者之关系最大的可能是王充和李淳风对于周髀家言的转述应有一个共同的文献依据。“考虑到《周髀算经》盖天说约作于公元前100年,其论对周髀家盖天说作了重大的修正”,由此推想周髀家盖天说可能成于战国秦汉时期,“而其渊源则可追溯至西周时期。”虽未明确说中国古代有两次盖天说,但仍然认为《周髀算经》是对“周髀家说”做了重大修改产生的,与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中国天文学史》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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