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的符号既是对日出山头的描绘，也是太昊或少昊本人之名和其部族的族徽，它反映的是太昊或少昊这个部族通过观测日出方位确定季节的天文观测传统。如贾公彦所说：“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征。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63]“昊”之名号正是其观测日出之德的象征。观测日出方位是中国天文学早期发展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后世系统的天文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这一早期的传统只存在于零散的记载之中，如《山海经》对于7座日出之山和7座日入之山的记载。通过观测日出某一山头来确定季节的方法到了帝尧的时代发展成为人工建造起由一系列柱缝系统构成的观象台，古老的方法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圭表测影技术出现，观测日出方位的方法在此后逐渐被放弃。

值得注意的是，在属于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中，也出土了类似“日、月、山”的符号。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绝对年代的上限为距今4600年，下限距今约4000年左右，前后延续了大约600年。即肖家屋脊这类符号较大汶口文化略晚。

在此有必要重提文献中记载的两次绝地天通。《国语·楚语》和《史记·历书》都记载了这两次绝地天通，两种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国语》中是观射父在回答楚昭王“《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之问时，讲了绝地天通的历史，篇幅较长，涉及更多的巫觋文化^[64]；而《史记·历书》是在叙述历法之起源时讲到绝地天通之事，记载更加简洁，下面引《史记·历书》：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65]

黄帝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了民神异业敬而不渎的宇宙秩序，之后发生了两次民神杂扰，两次绝地天通。第一次是由于九黎之乱，结束这次混乱的是颛顼，第二次是由于三苗之乱，结束这次混乱的是帝尧。考古学上一般认为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属于三苗文化，不同的部族之间在侵伐战争中，无疑会促进天文学观念的传播和交融。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也见于石家河文化，也许正是这种交融留下的痕迹。当然，某种符号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其含义可能已经发生改变。

近年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文明开始迅速发展，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多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因而中国天文学的源头也应该在这期间的文明中去寻找。把天文学史、古文献和考古发掘结合起来思考，将会发现更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2页。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5页。

[3]苏兆庆编著：《古莒遗珍》，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5]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35页。

[6]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第74－76页。

[7]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6页。

[8]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载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79－84页。

[9]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10]饶宗颐：《中国古代东方鸟俗的传说——兼论大皡少皡》，《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61－76页。

[11]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出土的陶尊“文字”》，载于《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49－308页。

[12]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第75－80页。

[13]杜升云：《山东莒县史前天文遗址》，《科学通报》1986年第9期，第677－678页。

[14]杜升云、苏兆庆：《东夷民族天文学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86－90页。

[15]苏兆庆编著：《古莒遗珍》，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16]刘斌：《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符号及与良渚文化的关系》，载于《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23页。

[17]王震中：《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文物与考古》1997年第6期，第30－37页。

[18]王震中：《从尉迟寺婴儿瓮棺上刻画“”“”图像文字看火正世官的起源》，《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第83－86页。

[19]陈五云、刘民钢：《释“昊”》，《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第88－93页。

[20]（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0页。

[21]（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4页。

[22]（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23]《逸周书》，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

[24]王先谦著：《荀子集解》，《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225页。

[25]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26]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27]（宋）朱熹注：《诗集传》，（汉）王逸注：《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63页。

[28]（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57页。

[29]（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26页。

[30]（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页。(www.daowen.com)

[31]（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34页。

[32]（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65页。

[33]（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94页。

[34]（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0页。

[35]（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页。

[36]（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6页。

[37]（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7页。

[38]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8页。

[39]（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86页。

[40]黄侃经文句读，（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版，第5－6页。

[41]《易·系辞下》，（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87页。

[4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1－1012页。

[43]（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4]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载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79－84页。

[45]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第1－12页。

[46]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第157－169、181页。

[47]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8页。

[48]黄侃经文句读，（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版，第5－6页。

[49]（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5页。

[50]（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5页。

[51]《庄子·知北遊》，王先谦注：《庄子集解》，《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137页。

[52]《续汉书·律历志》下，《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31页。

[53]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3、326页。

[54]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8卷第3期，第261－276页。

[55]何驽：《陶寺圭尺补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0卷第3期，第278－287页。

[56]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学分析》，《天文学报》2009年第50卷第1期，第107－116页。

[57]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8页。

[58]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3页。

[59]（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83－84页。

[60]（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37页。

[61]（汉）郑氏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927页。

[62]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第74－76页。

[63]（唐）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633页。

[64]（吴）韦昭注：《国语》，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406册，第512－516页。

[65]（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6－1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