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学是如何走上《尧典》所记载的形态的，文献无明确记载。《史记·历书》说：“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49]认为神农以前的历史无从可考，从黄帝开始建立了历法体系。可以看出，《史记·历书》这一段记载本身已很模糊，即使这样，司马迁还是用了“盖”字以表示其不确定性。在司马迁的观念中，中国能够说清楚的历史是从黄帝开始，黄帝已经通过天文观测建立了历法，黄帝到帝尧之间还有少皡和颛顼；但是从黄帝到颛顼天文学的发展就一直伴随着“民”和“神”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那时的天文学更多地承载着沟通神人的宗教功能。而到了帝尧时代，天文学不再是宗教的一部分，通过天文观测建立起符合天时的历法，以这样的方式“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从而达到“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的目的，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功能真正确立起来，同时中国后世无神论的宗天、敬天的宇宙观也由此形成。

司马贞索隐引《系本》及《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50]认为历法始创于黄帝之时，日、月、星、律吕、甲子、算数六项是同时完成的，至于具体如何形成的也是语焉不详。可以说，这套历法体系和宇宙观的建立过程已经延伸到中华民族的记忆之外。(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按照古文献的记载，可以将起源时期的天文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太昊到黄帝之间，黄帝到帝尧之间，帝尧之后。太昊或伏羲在黄帝之前，是第一位带领部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首领。太昊的天文学观测已经没有记载了。黄帝是系统的历法和礼制的创立者，黄帝到帝尧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天文学状况还剩下一些模糊的推测。到了帝尧时文献明确记载当时有了四时、四正方位等时空观念，有了一年366天、以闰月正四时的阴阳合历，中国的宇宙观和天文历法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对于已经习惯于这种宇宙观的人们来说，要推测这种宇宙观的形成过程、甚至推测其形成之前的观念，就像一个成年人要回忆起婴儿期的记忆一样，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庄子》所感叹的：“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