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所以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其中最先出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家村的约5000年前的一种刻画符号文字可能与天文观测有关，受到了最多的重视。这个符号基本有两种写法（图2－1）：

图2－1　大汶口刻画符号文字

第一种图2－1（a）较第二种图2－1（b）下面多出一个山形图案。这个符号后来也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有类似符号出土。该符号有时以略加变形的形态出现。陶文图2－1（a）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和诸城前寨遗址以及尉迟寺遗址都有出土，陶文图2－1（b）在陵阳河、大朱家村和尉迟寺遗址有出土。

该符号多刻画在大型陶器上，有的涂成朱红色。如1960年陵阳河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尊，器高52厘米，口径30厘米，夹砂灰陶，火候较高，这件陶器上面就刻画有图2－1（a）的文字；1960年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灰陶尊，器高51厘米，口径30厘米，壁厚1.5厘米，上面刻有图2－1（b）式的陶文。^[3]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带有这一符号的陶片，已残，应与上述凌阳河出土的陶文相同，涂有朱红色。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8例图2－1（a）的文字，2例图2－1（b）的文字，都是刻画在大口尊的腹部^[4]。

在如此大型的陶器上刻画这种符号，无疑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刻画符号是早期文字。

较早对这个符号提出解释的于省吾认为：“这个字上部的、象日形，中间的、象山有五峰形。……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这是原始的旦字”^[5]。邵望平基本同意“旦”字说，认为下面不带“山”的是“旦”字，下面带“山”的或许是从旦的另一个字^[6]。

唐兰认为这是“炅”字，“两个较繁，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了火，下面是山，而另一个字却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7]唐兰又认为“炅”字即“热”字，它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8]。

田昌五认为这是一个族徽：“明显地是一个氏族部落标志，完整地作日月山，山上有明月，月上有太阳；简单地作日月而省去山，其意应是太皥和少皥之皥字，有如后来铜器上的族徽”，他进一步指出，“在古代传说中，除金、木、水、火、土诸神外，唯有夷人有日月神。”^[9]饶宗颐也认为这是太皞和少、象云气形，下部的皡族的族徽^[10]。

王树明认为，这个符号上面的圆圈无疑表示太阳，中间的符号是“火”的形状，而不是表示云气，字的下部的符号是对当地地理环境的描绘：“陵阳河遗址东面，为一丘陵起伏的山区。正东五华里，有山五峰并联，中间一峰突起，名曰寺堌山。春秋两季，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从正东升起，高悬于主峰之上，由‘日’、‘火’、五个山峰组成的陶尊‘文字’‘’应是人们对这一景象长期观察的摹画”，认为这个字应该是“炟”字的祖型，是“依山头纪历的图画文字”^[11]。

李学勤基本认同唐兰对此符号的解释，认为表示“日”的圆圈下面的符号为“火”，并对大汶口文化中全部8种刻画符号结合良渚文化类似符号进行讨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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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大汶口文化8种刻画符号（来自李学勤文）

杜升云对陵阳河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量，发现在遗址中部有一高出平地的石岗，石岗正东方向2.25公里，有一座在平原上孤立的山峰——寺崮山，以石岗前沿中部为测量基点，测得寺崮山北峰的方位为东偏南5°10'，山峰北麓有一小山丘，丘顶方位为正东偏南1°45'，杜升云认为寺崮山是陵阳河遗址春分时日出的地方，如果春分前后正好遇上残月，就能观测到残月偕日出，即陶文所表示的景象，大约每隔4.5年有一次。杜升云进一步将此文字与《尧典》联系，认为《尧典》中记载的羲仲“宅嵎夷……寅宾出日”与此有关，夷是山东古称，羲仲在春分日在“夷”地举行“宾”祭，祭祀日出，其活动地点与此字出土地相合，因此从文献上证明陵阳河遗址是史前观测日出决定春分的天文观测台。^[13]

之后杜升云和苏兆庆又共同著文，结合古文献的记载对少昊氏的天文观测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指出《左传》和《逸周书》记载的少昊时代有以玄鸟氏为名的主管春分和秋分的历官，叫“司分者”，《尧典》记载的羲仲的观测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也提到星鸟，与少昊以鸟名官的做法以及东夷民族对鸟的崇拜具有一致性，因而认为符号图2－1（a）是“春”字，反映了“少昊时期人们决定春分秋分所使用的方法”。符号图2－1（b）与图2－1（a）的不同在于，图2－1（a）是表示太阳初出地平或将落地平，而图2－1（b）是表示太阳中天，测量太阳中天高度来判断二至日是司至者伯赵氏的观测内容，所以图2－1（b）是“昃”字，反映了少昊氏的职官伯赵氏测量太阳中天高度以决定二至来临的时间。该文结合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其他符号进一步讨论了此陶文的背景，认为图2－2（4）像一把带柄斧的符号，所反映的是斧子，是用于砍杀的兵器，也是用于农业收获的工具，可相应地释为戍、钺和岁，其意义一致。“岁”字用于纪年单位与它用于农业生产有关，因为当时一年收获一次，刻有陶文“岁”字的陶尊可能是举行岁祭的礼器。上图2－2（3）中的陶文像一个锛子，也是带刃的工具，可释为锛、斤。刻有“斤”字的陶尊可能表示死者生前曾主管度量衡。上图2－2（7）中的陶文呈“花”型，含农作物成熟结果的含义，可释为年，表示谷物成熟，也是计时单位。刻有年字陶尊的主人生前可能主管农事，在农作物成熟季节举行祭祀典礼。用日出方向定春分是一个天文测量方法，在不同的部落或者不同的祭祀观测点，就会利用不同的山，这些观测点就是东夷民族最早的天文台^[14]。后来苏兆庆对此观点略有修正，认为下面有“山”的字是“旦”字，是“莒人长期观察日出发现了春秋二分奥妙的见证”；而下面没有“山”的字仍释为“昃”^[15]。

刘斌认为中间的图形为月牙，“以月牙的内弧接近于太阳的这种日月形图案，则应是对日月合朔之际的天文历象的一种记录，亦即历法的一种反应。”^[16]

王震中认为中间的符号表示火，但“它是天象中大火星之火而非山上或地上燃烧的柴火”。“整个图形表达了当时的‘火正’对于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17]王震中又结合尉迟寺遗址同类刻画文字只出现在婴儿和儿童的瓮棺葬上，没有一件出于成人墓葬中，提出“这说明担任对大火星进行观察和祭祀的所谓‘火正’职务是与生俱来的，是在一个特殊家族或宗族中传承和世袭的”，“火正一职一开始出现时就是世袭的”。^[18]

陈五云和刘民钢认为“此字即后代的‘昊’亦即‘皞’字”，他们认为这个字与大汶口出土的另一个符号是“昊”字早期不同的写法，并给出了这个字字形的演化过程（图2－3）^[19]。

以上各家说法，或认为这个符号是表示某种天象的符号文字，或认为是族徽。主张天象符号者完全不提族徽，主张族徽者则完全忽略天象。

图2－3　陈、刘文给出的字演化过程

笔者认为，这个符号既表示天象，也是“昊”即“皥”字，是东夷部落的族徽，它与“昊”这个古老部族的天文观测传统有关，代表了中国早期天文观测与早期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