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五行说起源于中国古代对五星的观测。20世纪初，新城新藏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中叶，即西元前三百六、七十年间，楚之甘公、魏之石申二人，始测五行星，旋即应用之而唱道以五星之运行为基础之占星说者，是无可疑之事实也。于是，以五星之运行为基础之占星说，即五星之说，一转变而便成五行说者，当不待言矣。^[41]

后来美国汉学家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对中国古代五星聚会的记载进行重新研究，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观点。自1981年以来，班大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有4篇：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42]，中译文《从天象上推断商周建立之年代》^[43]，Mozi and the Dates of Xia，Shang and Zhou：A Research Note^[44]，中译文《〈墨子〉与夏商周年代：一份研究笔记》^[45]，《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46]，以及《中国王朝意识形态的星占学源头》^[47]。

在《从天象上推断商周建立之年代》中作者提出，今本《竹书纪年》在帝辛三十二年下记载：“五星聚于房。有赤乌集于周社”，赤乌集于周社之事也见载于《墨子·非攻下》《吕氏春秋》以及汉代的纬书中，班氏说：“所有这些关于赤乌的描述也是指天文事件，不管乍看起来是多么不相干。”班氏认为，《竹书纪年》中的五星聚以及所有文献中关于赤乌的记载，都是指公元前1059年5月底发生的五星聚会，这次五星聚是一次非常罕见的天象，在西安所在的纬度至少14天的时间里，日落后一小时左右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五大行星相距最近的5月28日，五星都集中在赤经30分、赤纬3度的区域内。聚会的位置虽然不是在房宿（天蝎座），而是在二十八宿中的舆鬼（巨蟹座），但是这是后世编排者所改定的（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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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班大为给出的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星象

《从天象上推断商周建立之年代》一文还提出，今本《竹书纪年》在夏桀十年之下所记载的“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是指另一次行星天象，即公元前1576年11月到12月的五大行星运行，五大行星在天蝎－人马座，赤经接近，但是它们的运动却呈现错综复杂的现象。班氏认为这是古人认定的夏失天命、商得天命的象征。

在《〈墨子〉与夏商周年代：一份研究笔记》中，班氏进一步提出古文献中记载的大禹治水之后受玄圭之事是指公元前1953年2月19日到3月16日发生在宝瓶－双鱼座的五星聚会。

《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和《中国王朝意识形态的星占学源头》两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早期的三次五星聚会是中国古代天命概念的产生和天命征兆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确立的星象根源，五行说起源于中国古人对于五星聚会的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