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是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天文学活动，这一段文字记述为：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1]

这段文字包含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通过观测黄道和赤道附近恒星的昏中来确定季节，以闰月调整月份与季节的关系，星鸟、星火、星虚、星昴分别是后世二十八宿中四象的星象。因此可以说，这一段所记载的天文学内容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已经初步确立。李约瑟说这段话堪称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2]，席泽宗和程贞一在1990年发表的“The Yao Dian尧典and the Origins of Astronomy in China”一文，更是从《尧典》出发，广泛探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若干重要问题的起源。^[3]研究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必然要对《尧典》中的这段叙述进行全面的探讨。

对《尧典》中的四仲中星，古今中外的学者作过广泛的研究。近代的研究应该从19世纪中叶算起，从那时开始，对《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研究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展开的。(www.daowen.com)

对于四仲中星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确定其观测年代。但是对其观测年代的研究，实际上又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是首先认定帝尧的年代，然后计算四仲中星的年代是否与其相符，如果不相符，当时观测到的天象是什么；第二种是首先计算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反过来推定《尧典》成书的年代。第二种思路有时与当时的疑古思潮相结合。围绕着四仲中星观测年代的确定，一些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被提出来。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一个集中的研究时期，重要的研究者有：法国的毕奥（J.B.Biot）和德沙素（L.de Saussure），日本的饭岛忠夫、桥本增吉，中国的竺可桢和刘朝阳。这段时期对《尧典》研究的重点在于确定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

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处于沉寂阶段。最近30余年，《尚书·尧典》的研究重新成为科学史和中国古文明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关注的焦点除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外，还有四仲中星的观测在文明史上的意义；将四仲中星与天文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重新认识中国文明中天文学的面貌。这期间重要的研究者有赵庄愚、前述席泽宗和程贞一以及冯时等。